在巴基斯坦南迦帕尔巴特峰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唯一幸存者张京川的行踪牵动着人们的心。在昨天安全回到昆明后，张京川今天面对媒体，详细介绍了整个逃生过程。

关于逃生

    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头戴帽子的张京川刮了胡子，样子显得比昨天下飞机时利落了不少，但表情依然比较凝重。“我这次能够顺利回到国内，完全要感谢中国外交部、公安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云南省外办等部门的及时营救，”张京川感慨地说：“当时我在5100米左右的高山寒风中瑟瑟发抖等待营救。从出事时凌晨1点35分打出第一个求救电话，到10点55分看见巴基斯坦政府军的第一架直升机降落，中间大约经历了9个小时，我没想到会那么快被解救。此后我被军方的直升机专门送回伊斯兰堡，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整个过程中最为直接地感受到身为中国人，有强大的祖国作后盾的那种自豪。”张京川还谈到了一个细节，出事前作登山准备时，在前进营地升起了各国国旗，当中五星红旗是最大最显眼的。这次中国的队员在整个登山活动中占据了主导位置，身为中国登山者感觉非常骄傲。
    谈到整个登山过程，张京川介绍说，他们一行是6月8日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又徒步三天抵达了4400米的前进营地。事件发生前，他们已经打通了2号营地的通道，意味着为登顶创造了条件。但6月23日晚上11点40分，一伙武装分子闯入营地，先索要钱财然后枪杀登山者。他自己是在头皮被子弹击伤的情况下以“Z”字形线路奋力逃跑，然后侧翻进一个30米的深沟内才得以逃生。后来他又潜回营地，穿上衣服，拿上冰镐、冰爪，带上卫星电话再度躲到前进营地与2号营地之间的5100米左右的高山中。最终，当看到第二架巴军方直升机落下，控制了整个营地，他才从山里走了出来。
    张京川还介绍说，自己出身于军人世家，又曾经在武警部队服役，部队的军事训练对他这次能够逃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自己在部队学的是军事指挥专业，这些知识对于当时识别对方武器、军事状况的评估、判断都有直接帮助。

关于登山

    张京川在国内登山界名气不算太大，但由于2012年与杨春风、饶剑峰一起征服世界公认难度最大的乔戈里峰（俗称K2）而逐渐为人所知。张京川介绍说，自己有公职，每年只能利用公休假完成一座山峰的攀登。对于他来说，没有登遍全球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想法，只是想挑战一些艰难的山峰。自从上次成功完成K2登顶之后，他们三人雄心万丈，便把攀登难度在乔戈里之后，但登山者死亡率在乔戈里之前的南迦峰作为了下一个目标。
    张京川坦言，自己对于登山的理解是，只有克服别人克服不了的困难，才能得到精神的提升，所以他喜欢挑战艰难的山峰，越艰难就越体现攀登的价值。至于安全问题，张京川认为，这次恐怖袭击，跟登山本身的安全没有直接关系，是一次突发事件。他说：“登山的安全是相对的，对于喜爱登山的朋友们，我觉得只要参与进来，加入到这个行列就已经成功了。我希望大家不要停止自己的脚步，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为自己的梦想去争取，勇敢地加入登山者的行列，磨炼自己的身心。”
    对于今后自己的登山安排，张京川表示，这次归来先要安抚家人，并且平静一下心情，安下心来工作，在生活中尽好一个父亲、丈夫和对父母的责任，对于今后是否还会登山，张京川说：“我现在还不能确定，需要一段平静的生活。”

关于同伴

    此行除了死里逃生之外，最让张京川痛心的是失去了杨春风、饶剑锋两位好友。谈到杨春风，张京川禁不住落下眼泪。“我跟杨春风从2005年一起攀登慕士塔格峰开始，后来又连续攀登了几座山峰，我俩在意识形态方面很接近，每年他几乎都要到我家来住三周左右。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有共同的梦想。”谈到饶剑锋，张京川再度哽咽，“今后也不可能再跟他交往了，只能把他记在心里。”
    张京川说，登山运动不仅体现了自我的状态，更是一种战胜艰难困苦的积极表现。我们一直都希望通过自身点滴的行动，促进大家对于登山的认识，带动整个国家的登山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杨春风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些年通过他艰苦卓绝的努力，大家逐渐认识登山。但是，现在突然失去了两位顶尖高手，这是中国业余登山界的巨大损失。
    最后，张京川再度提到了杨春风。“杨春风是国内很有名望的登山家，根据我对杨春风的了解，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登山活动中，没有固定住所，办公场所也是朋友借来的，生活上可以说是贫困的。他10多年前离异，多年独身一人，没有存款，现在儿子上高中由父母和妹妹抚养。很多人想给我钱转交给杨春风家人，经过商量，他的家人为杨春风儿子开了个账户，如果大家希望尽一点心意，可以通过账户直接帮助他的家人，这也算是告慰杨春风在天之灵。”

（许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