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名实不符的双重身份，城市居住地和农村户籍地的位置错位，使农民工体育成为体育盲区。农村体育管不到，城市体育不去管。农民工是我国体育的边缘人群，体育权利被忽视。”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说。
    有调查表明，在现在农民工群体的构成中16-29岁的占58.4%；30-39岁的有23.8%；40-49岁占13.1%；50岁以上则有4.7%。从中可以看出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部分，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要高于老一代。尽管两代农民工平均日工作都超10小时，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工作时间明显少于老一代。他们工作量显著减轻，休息、休假增多，重视闲暇价值和劳动权益；在生活上积极追求和践行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闲暇活动更为丰富多样，除了看电视、听广播，他们会经常光顾网吧、KTV、溜冰等场所；在情感上感觉孤独，漂泊无助。
    任海认为，进城农民工经过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依次适应，才能最终掌握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才能在心理上获得认同，在情感上找到归宿，从而真正融入社会。而农民工多只在工作中与城市人有接触，这种表面的交往带有明显的功利性，缺少情感交流，他们之间也欠缺可以深入交往的支撑点。而群众体育可以为他们和城市人的正常交往提供一个理想的支撑，通常我们习惯于将群众体育的功能集中于健身，而低估了体育特有的沟通、包容、整合社会的作用。
    任海说，群众体育的内容丰富，参与的门槛低，具有其他任何文化形态所不具备的社会参与性。它的参与者频繁而广泛的社会互动，有天然的亲和力，通过文体活动建立起来的交往结构可以为社区构建提供潜在的社会基础。群众体育寓教于乐，其公平竞争、公正裁决、团队精神、协同合作的价值与规则对城市老住户和新移民都能起到潜移默化的效果。体育活动需要组织支撑，农民工进入城市中的社会体育组织，就是进入了以体育为载体的社会网络。
    任海表示，开展农民工体育的主要目的不是体育的，而是社会的，它的基本出发点不是健身，而是通过体育这一平台，加速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入，其社会价值远大于体育价值。“农民工”的体育参与也是我国体育事业遇到的新问题，目前的体育体制和运作机制尚不足以应对这一挑战。只有深化体育体制的改革，增加其开放性和包容度，才能接纳人口众多的农民工群体，这也是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历史使命。

（李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