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功经历了漫长的原始萌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文化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由方术进入了学术的殿堂，诸子百家中都有气功学说的反映。

道家代表老子所著的《道德经》是一部经典的哲学著作，也为气功理论奠定了基础。《道德经》中的有关学说不仅成为了气功“天人相应”整体观的理论源泉，也提出了诸多气功修身养生的思想和方法。后世练功的“守一法”就出自《道德经》，“守”是指意守，“一”是指意念集中为一。

儒家的气功学说一方面重视个人的精神和品行道德的“修身”，另一方面也重视身体的修养。例如在《庄子》一书中，以孔子和颜回对话的形式具体描述了“心斋”与“坐忘”。坐忘即为早期的静坐，故郭沫若在《静坐的功夫》中指出：“静坐这项功夫，……当溯源于颜回……颜回坐忘之说，这怕是我国静坐的起始。”《孟子》中对修身之道阐述的更加明确，认为“一曰养心，二曰养气”。

动静结合的观点首见于《吕氏春秋》。该书不仅指出了“静”和“动”的重要性，而且认为最好的方法“宜动者静，宜静者动”，这一思想对后世气功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战国至汉初成书的第一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奠定了古老气功的医学基础，是古代气功学的丰碑。其中《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可谓是气功锻炼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原理。后世练功的“入静”“气贯丹田”“舌抵上腭”“叩齿吞津”“玉液还丹”等具体方法，在《黄帝内经》中也均有介绍。

据专家考证，《行气玉佩铭》（图）是公元前5世纪末至公元前4世纪初的一件珍贵气功历史文物，也是迄今为止最早描述气功锻炼的实物。在这一中空未透顶的十二面体玉制饰物上，刻有四十五个描述气功的铭文，由此可见战国时代气功功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