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史上，养生可谓永恒的话题。从古至今，人们殚精竭虑、锲而不舍地探索与寻找如何养生的途径，企望以此达到完美人生应至的生存状态。五禽戏即是华佗养生探索实践的结晶，不仅为历代民众的身心健康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对后世的健身养生功法，特别是健身气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可见五禽戏在中国养生健身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拟以历史资料为线索，参照相关文献及现代健身理论，对华佗五禽戏蕴涵的文化机理加以揭示。

    一、以动物为模型是受天道自然观的影响

    天道自然观是汉魏之际的社会主流思潮, 是冲出了“天人感应观”的神学禁锢后，所产生的科学的自然观。所谓天道自然，就是指万物都有自己的本性，这个本性乃是它们各自的“自然”；而按照自然本性去行事就是合乎“天道”，即“法则自然”。

    按照天道自然观，运动导引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即健康长寿，因为人在不断地偏离自己的自然本性。要想恢复它就得法于道。“物类相致”，人所应有的自然本性，在与人相类的物那里也应该有。自然界中具备健康长寿之特性、与人的生命特征相类的，自然就是那些可以呼吸的动物了。因此，通过效仿那些动物的行为特征，自然就可以帮助人恢复自己的本性。据此推测，华佗以动物为模型创编五禽戏，就是从动物的活动特征中获得了启示。

    当然，这种以模仿动物的特征作为导引健身的方法并非起源于华佗，在其前的《淮南子》中就有模仿六种动物活动特征的导引方法。而早在《庄子·刻意》中也已提到“熊经鸟伸”；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墓帛画中，也有题为“鹞背”“龙登”“熊经”等的导引图谱，种种事实说明仿生养生的现象已普遍存在。华佗同样选择以模仿动物的特征作为导引健身祛病的方法，正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刚从“天人感应观”的神学禁锢中走出，天道自然观重新获得生机的历史锲机有关。

    二、中医理论是创编五禽戏的思想源泉

    华佗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意思是说人应当多用力和动作，但不能达到极限或过度，这样就可以保持肌体的健康了。这是针对“静”而提出的“动”以养生的思想。动静关系正是阴阳关系的体现，而体现人体阴阳关系的中介是“气血”。

    汉代时期，阴阳观念成为了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认识论前提。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提出，阴阳平衡是人体健康的本质。人体内的阴阳平衡是通过筋脉舒和与气血通畅的状况表现出来的。若气血失畅，脏腑经络之气闭阻不通，日久则百病丛生。要使气血通畅、筋脉舒和就应该运动。如《吕氏春秋·尽数》指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是在强调“动”的作用。这里的“动”是对过度“静”的修正，是用“动”来平衡“静”。动静平衡，也正是阴阳平衡的思想体现。

    既然动静之间有个平衡，那么“动”就应有个“度”，或者说有个外在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出汗。当然，出汗也有标准，如果汗出不透或出汗之后受风、受湿邪也会发病。因此，华佗提出运动的标准是“沾濡汗出”，且出汗之后要“因上著粉”。粉，不仅有令人舒爽的感觉，还有收敛、杀菌的作用，因而可以防止风、湿的侵犯。

    出汗是“动”的结果，是衡量“动”的效果的标准。出汗的作用就是通畅经络，使脏腑与肌肤之间能够通达，进而宣泄体内的“虚邪贼风”。如果人体已经感受了风邪怎么办？采用运动导引达到出汗以把“风邪”逼出体外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因而华佗说“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沾濡汗出。”用的就是汗法。生活在现世、正气不足的人们，如果能经常通过运动做到出汗，就能避免邪气侵入过深而造成顽疾。这一点在《中藏经》中有所应证，书中提到：“导引则可以逐客邪于关节，按摩则可以驱浮淫于肌肉”“宜导引而不导引，则使入邪侵关节，固结难通，宜按摩而不按摩，则使入淫随肌肉久留不消”。可见华佗创编五禽戏有其明显的防病健身意图。

    由上可见，华佗作为一位医生，却运用导引运动的形式祛病健身，自然是与医学中的阴阳、气血理论分不开的。

    三、五行观念是确定五禽及其动作的直接依据

    “五行的规律和阴阳的对立，决定着世界上事物的一切联系、运动、转化等。”由于阴阳家的推动，五行这样一种世界观迅速得到了发展，并在汉代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认知模式。可以说，华佗之所以能超越以往的养生家而创立完整、系统的导引健身方法，是与当时“五行世界认知模式”分不开的。

    (一)以五为数是受到五行理论的启示

    在华佗以前，没有固定的数。譬如，《庄子·刻意》仅提到“熊经”“鸟伸”二数，《淮南子·精神训》中提到“熊经”“鸟伸”“凫浴”“猨(猿)躣”“鸱视”“虎顾”六数。根据《庄子·刻意》“二数”产生的时代推论，“二数”应是阴阳思维的产物。即熊在地为阴，鸟在天为阳；“熊经”在腹前为阴，“鸟伸”在背后为阳；熊代表走兽，鸟代表飞禽。依此类推，“六数”“八数”“五数”也应是与古人多样的认知图式相一致的。然而，“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解释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解释模式，最终在医学中被固定和继承了下来，而在其它领域则已逐渐消失。其原因是阴阳五行学说较为正确地说明了那些生理病理现象”。而“六气”“八卦”却没有在医学领域里继承下来，因为它们不比阴阳五行学说在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时更具合理性。由此可见，华佗以五为数编创五禽戏应是受到五行理论的启示，并且是对五行理论模式的具体应用。

    (二)根据五种动物形态特征与人五脏的对应关系选择五禽

    如前所述，华佗意识到运动可以通达内外，通过对形体的“动摇”，就可以使脏腑内的“谷气得消”，使“血脉流通，病不得生”。所以，他在选择五禽的时候，当是从分析动物的形态与动作特征入手，有针对性地选取具有特殊意义的动物，及其特征性的动作作为模拟的对象，这是中国古代文化“比类取象”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

    在做取舍的时候还关系到古人的“顺”和“逆”的辩证思维。顺，是指顺应自然之道；逆，是指逆转人自身的人化趋势，而归于自然。具体到人的健身运动来说，顺应当是顺应人体的生理规律，而人的生理规律应当与动物的一致，我们或称之为本能；逆应当是增强人在日常生活中较少运用，却对健康长寿必不可少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却可以从动物身上习得。因此，华佗在选取虎、鹿、熊、猿、鸟等五禽的时候，应当是基于以下考虑：

    一是受到当时已经存在的一些仿生运动方法的启示。最直接的应当是《淮南子》中所提到的六禽。我们把华佗的五禽“虎、鹿、熊、猿、鸟”与《淮南子》的六禽“熊、鸟、凫、猨(猿)、鸱、虎”相比较，发现华佗的五禽少了“凫”、“鸱”两种动物，而这两种动物又同属于“禽类”，猜想可能因此就把它们相并为一，以鸟代表一类。不过又加了“鹿”。这样，每种动物就各代表一类。这样的取舍，是看到了不同类动物所具有的特殊的健身价值。

    二是与当时追求长生和生命主体性的文化观念有关。如选择鹿，可能与鹿象征长寿、吉祥的观念有关；鸟，其最初原形应当是“鹤”，可能与飞天、羽化升仙、神仙长寿等长生不死观念有关；虎，可能与其为百兽之王，象征神威与王权统治有关；猿，可能与其具有灵性、神性(自由性)、人性而酷似人类有关；熊，可能与其凶猛且直立如人有关。至此，可以说，华佗看到了五禽的生理规律与人的一致性，人只要按照五禽的习性去做就应当健康长寿。这是“顺”的思维。

    三是以人的生理条件为基础、以通畅经络、气血、筋脉，进而增进五脏六腑的功能为目的确定动作。据此，有两条逻辑线索，一条是“内线”，即以按摩五脏六腑为原则寻找相应动物特征；另一条是“外线”，即以通畅经络气血为原则寻找相应动物特征，而达此目的的关键就是脊柱的运动，因为脊柱前有任脉、后有督脉，二脉连通全身经络。古人早已意识到脊柱运动的重要性，故华佗说“引挽腰体”，就是脊柱做前俯后仰地运动。然而，人体是个统一体，两条线索不可能截然分开，对脏腑锻炼的同时，自然也锻炼了脊柱，这是个整体过程。亦如华佗所说“动诸关节”，就是指对身体各部位的全面锻炼。现代生理学研究认为，脊柱里行走着复杂的神经中枢，其上与脑干相连，其下与周围神经相连。运动脊柱就对整个神经系统产生了刺激作用，其结果可导致神经的营养作用加强，同时也可促进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联系，从而对身体产生全面的促进作用。可见，华佗正是看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较少主动运动脏腑和脊柱，但脏腑和脊柱的运动对健康长寿却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才采取模仿五禽的动作进行锻炼。这是“逆”的思维。

    (三)“戏”的命名使五禽动作以完整套式固定下来

    “戏”，与原始的“舞”有关。在原始社会出现的猿猴舞、雀鸟舞、熊舞等以模仿动物动作为内容的各种“舞”，《尚书》里把它叫做“百兽舞”。到汉代，“百戏”盛行，“百兽舞”又融入到了“百戏”中。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对汉代宫廷百戏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中提到许多由人扮演动物的假形戏，如熊戏、虎戏、猿猴戏、大象戏、大雀戏、大龟戏、大蟾蜍戏及其它不知名的奇兽演出。因而，戏在汉代泛指歌舞杂技之类的活动，具有观赏性和自娱性。

    以“戏”命名五禽动作，除了是把五禽戏归类为杂耍之外，还有就是把五禽戏当作了一种完整的表演形式，在演练时讲究情境性。这一点从“百戏”的表演中也可以看得出来。“百戏”表演时，每一种假形戏都有一套相应的服饰道具，表演时所演动物一边舞蹈，一边前进，喷吐彩焰的火树在前面引路，旁边还有一些小演员怪模怪样、戏乐逗弄动物。

    就华佗的五禽戏而言，其内容是由五组主题各异的动作构成，每组动作又由几个动作组合构成。每组动作都可以单独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如华佗说“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而五组动作全部练习，则可以达到全面健身的效果，如华佗的学生“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可见，五禽戏不同于以往的“熊颈”“鸟伸”“鸱视”等单个动作，是一种既有复杂动作组合，又有完整理论基础的套路形式。以“戏“的形式练习动作，将练习者置于游戏与表演的情境中，把形体与内脏、身与心、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这种在自然和谐的状态下进行的运动，对于人的健身作用远远超过了单个动作的简单重复。

    因此，华佗以“戏”命名五禽动作，是五行理论整体观的体现，超越了宫廷“百戏”的娱乐意味，转向了健身养生领域，并使五禽动作以完整套式固定下来，为后世的健身养生开辟了先河。(王敬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