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行政绩考核机制的利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绩考核制度主要采取以GDP为核心的指标体系。这种考核方式增加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些经济学者甚至认为这种考核制度是我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制度因素,也构成了所谓“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 不过,这种激励方式使地方官员将发展的主要精力以及资源投入的方向放在了增加投资、促进GDP数量增长方面,却不重视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转型。地方官员为增加GDP,不惜大规模借债,忽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不重视对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管,重视经济增长的量而不重视“质”。在这种考核体系下,官员对完成考核指标孜孜以求,而不管指标背后的实质。当上级政府青睐GDP指标时,官员们就采取各种办法增加GDP,有甚者不惜进行统计造假,而不管政策是否真正提高了民众福利。在很大程度上,GDP一度成为地方官员眼中的“圣经”。 改革的难点 西方国家的官员主要面对的是来自于民众的压力和约束,而我国地方官员面对的主要是来自中央的压力和约束。这一中西不同之处,在实践中给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带来了显著差别。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议制,有利于实现“社会”对“市场”的约束,也可以限制官员对社会的侵权。而在我国,由于官员的压力主要来自上级政府,较难实现政府、市场、社会间的良性分工与互动。政绩考核指标制度的改革,针对的只是改革的方向与目标,未对官员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式做出规定。如果我国的政绩考核制度没有其他相关改革措施配合,处理不好政府、市场与社会这三个领域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那么改革将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作为一种量化的考核方式,建立在建构主义思维方式的基础之上。它假定所有绩效都是可量化的。可是,正如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说,人类社会是极端复杂的,任何理论与认识都是局部和片面的,有很多方面无法量化。人类的创新能力也是未知的,我们不可能明确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式,良好社会必须要为容纳人类的“无知”、为人类对未知的探索留下空间,不能试图计划或设计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政绩考核体系仍存在一定局限,其自上而下的“压力型”特征,会对社会的自发性构成一定限制。因而,政绩考核必须与其他机制,特别是与增强社会力量的改革机制相配合,才能适应我国未来社会的创新与发展。 政府需要回归本分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一书中如是说。其实,罗尔斯的理论并不是完全原创性的,他只是重申了近代启蒙思想家休谟和亚当·斯密所确立的思想传统。在休谟和亚当·斯密看来,正义作为人与人竞争与合作的一套规则体系,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它在社会秩序中具有如此基础性的地位,以至于政府的首要职责只能是执行正义。一个政府,其他职能完成得再好,但如果忽视了对正义规则的维护,那么它也是“失职”的。未来我们还需要以这种更大的视野,探寻我国的官员政绩考核制度如何才能与政府执行正义的功能相协调。 不过,纵然有以上限制,我们仍然可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的改革对促进“中国模式”的升级转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看成是我国渐进主义发展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期待其实施机制的完善,也期待会有更多的配套改革措施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