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平的成本——收益分配

    现代性使现代社会在取得巨大物质成果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成本，比如环境的破坏、人心的破坏、利益分配的失衡，它甚至会制造持续的社会冲突。这些都反映在中国的改革历程中。

    对于改革这一“公共利益”来说，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成本分摊——收益分配是不平等、不公平的，这种不平等、不公平在道德上错误的程度，以及政治社会后果，并不亚于我们一般讲的“社会不公”。

    改革的主导者、操作者，以及抽象的权力—资本阶层，既有强大的博弈能力来规避改革成本，同时也有条件、便利从改革中攫取最大收益。而改革的“参与者”、外围者，以及毫无博弈能力的阶层、群体，承担的成本，相对之下，比获得的收益还多，有些是完全的被牺牲者。

    改革进入“存量”阶段，即在社会和经济结构深处进行利益重构时，首先承担改革成本的就是国有企业工人。由于只是被改革者，看不出他们可以对改革的议题设置和具体的操作发言。无数人因此下岗。接着，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减少，农民又像过去给工业的原始积累“出血”一样，成了成本的承担者。此后，分税制格局下，各项改革继续推进，受损者，或感觉受损者扩大为整个社会中下阶层，中产白领阶层的受损，他们的被剥夺感尤其明显。

    当改革成本在阶层、群体的分配，按照“最强者最能规避，最弱者最容易被牺牲”的实力原则演进到这一步，很明显，这是一个无法继续的游戏。社会的中下阶层，在心理上和利益上，难以再作出牺牲。今天，改革的成本分摊——收益分配已经逼近不能突破的底线。

    要保持改革能够带来大家的公共收益，至少是，如果它还想维持成本分摊——收益分配的游戏，实力原则恐怕就得让位于现实原则、道德原则。

    新一轮改革的几个原则

    从目前涉及或可能会涉及的各个领域的改革看，改革必须突破既往的思维，以高层的强力意志动真格。应该确立几个不可动摇、违背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不再让或尽量少让中产阶层及以下的人埋单，他们在新一轮的改革中，应是受益者。这是修复社会裂痕的必要条件。

    比如遗产税。作为调整社会不平等结构的一个手段，其似已呼之欲出。从理据上说它并无问题，问题就在于起征点可能过低（比如1000万人民币以下），原本只是少数富人（包括有权力的富人）的纳税义务，最后变成了很多并不算富人的人，包括中产阶层在内，也是纳税主体。没有其它的配套改革，走样或搞不下去几乎难以避免。

    这就涉及第二个原则：各项有联系的改革应该齐头并进，使其能相互支持，避免某种改革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而止步不前或异化。比如收入分配、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其实并不是一项改革内容，而是一整套改革方案。

    第三个原则是党和政府切实地把改革视为一项政治责任，建立问责机制，从而在权力系统内，突破各种迁延、阻碍、消解改革的部门—利益群体障碍。民众最担心的问题就在这里，改革能不能在触动到权力时，也如在触动到工人、农民、中产白领时一样顺利推进，关系到接下来的政治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