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农村政策议程中，“确权”是个很重要的概念，主要是对于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清晰界定和法制化保障。就政府改革而言，为了解决当前不断增加、日益复杂的体制性冲突，也需要在不同层级的政府间积极推进“确权”。

    从基层政府角度看，不论是政治层面的改革，还是行政层面的改革，我们都难以清晰地判断出改革部署近期是否出现重大突破。目前，高层对于基层政府改革没有清晰的规划设计。但是，这并非坏事。在大一统的政府控制思路下，中央也不可能设计出真正合理可行的基层政府改革方略。面对幅员广阔、社会经济状况千差万别的基层实际，中央这些设计规划往往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虚妄的。

    基层政府的行政性制度安排，如县乡政府有多少个机构，多少人员岗位，行政权力如何在部门之间配置等等，不应当成为中央政府的职权范围，中央也无法安排好。中央应该在地方政治改革进程中承担较多责任，积极规划设计政治改革的基本框架和基本路线，成为这些改革思路强有力的推动者。如果政治性制度安排做出有力调整，基层自然会把这些行政性制度安排解决好。问题在于，高层在政治改革重大问题上缺乏作为和诚意，却在很多行政性、管理性问题上给基层以管制和干涉。

    最近十年不断有基层自主启动重大政治改革举措。这是因为基层领导更能直接感受来自社会和公众的改革压力。但高层不仅不积极呼应和引导，反而致力于打压和限制。高层的这种表现也是其政治权威不断流失的重要原因。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和中央-地方利益格局下，高层已经无法通过集权、收权来确立权威，一味笼统地要求基层“服从中央”、“维护大局”已经无法奏效。高层要重塑政治权威，需要抛却传统思路，政府体系动大手术，重新界定确立不同层级政府间权力关系，在不同层级政府间建立全新的互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