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坚决不当“剥削户”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言传身教，廉洁奉公，生活俭朴，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典范。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当时亦过着清苦的生活，战士们看到他衣被单薄，就把一张豹子皮送给他。他坚决不收，并说：“我们党是有规矩的，不兴送礼这一套，我这个当总司令的更得带头遵守啊！同志们很辛苦，穿着却那样破旧，一张豹子皮可以换七八匹布，能做好多套衣服，让我白拿豹子皮，那我不成‘剥削户’了？”

    邓颖超不搞特殊化

    1980年6月，邓颖超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去法国访问，途经乌鲁木齐。新疆接待部门特意给她准备了一辆“红旗”轿车。邓颖超知道后，通知有关部门说，她不坐“红旗”轿车，要和代表团成员一起坐面包车。邓颖超从北京到乌鲁木齐，没有坐专机，乘坐的是民航班机。下飞机后，她睡的是硬板床。为了省电，房间不让多开灯。那几天，乌鲁木齐天气较凉，宾馆工作人员拿来电炉子，邓颖超却不让开；每日三餐都和工作人员一起吃。出发时，邓颖超仍然同大家一起坐面包车，从宾馆到机场，然后乘民航班机去巴黎。

    陈毅“腰缠万贯不医伤”

    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成为领导苏区游击战争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他身上带着一批金条，那是党组织发展队伍的活动经费。为了安全，也为了减轻同志们的负担，他一直秘密带着。他虽然在战斗中腿部受过重伤并经常复发，但却是“腰缠万贯不医伤”，舍不得花一分钱给自己买药。后来，随着革命斗争越来越艰险，陈毅怕自己发生意外，便把密带金条的事公开了。一天夜里，他把队伍集合起来，深情地对大家说：“这些金条是党的钱，是党给赣南游击队的活动经费，过去都是由我秘密保管。党让我保管这么多金子，我从来没敢乱用，我们党的事业需要这笔钱，我们部队的发展也靠这笔钱。今天，我有责任当面郑重地告诉大家，万一我在战斗中被打死，我的尸体同志们可以不考虑，但这些党的经费千万不能落在敌人的手里……”

    任弼时病重仍拒“特殊化”

    一生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的任弼时在全国解放后生活仍十分俭朴，即使得了严重的高血压病，还是继续坚持繁重的工作。他住的房子临着大街，很不适宜休养。工作人员给他找了一处合适的房子，建议他搬过去。他说：“那个房子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以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结果一直到他病逝，房子也没有调换。

    贺龙和战士蹲在一起吃饭

    有一次，贺龙到青岛海军学校视察。一进校门，只见仪仗队正在等候检阅，但贺龙却不管这些，亲切地走向仪仗队，笑眯眯地同大家握手，拉家常，使本来威武严肃的仪仗队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事后，贺龙微笑着说：“你们要那样做，我就用这套办法对付。”中午时分，贺龙见师生们在院子里围成一个圆圈吃饭，便走过去说：“给我一个碗，我就在这里和你们一起吃。”这时，一位苏联高级顾问看见了，提意见说：“你是国家元帅、副总理，怎么能和战士蹲在一起吃饭呢？这在我们苏联是不允许的。”贺龙听罢，笑笑说：“这是我军的传统。”

    谢觉哉不为子女和亲属安排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长时，他的二儿子从湖南来到北京，要求父亲为自己安排工作。那时，新中国建立伊始，政府工作人员还很缺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安排个把人的工作是很容易的事，但谢觉哉没有满足儿子的要求，他对儿子说：全国刚解放，上头下头都要人，你有文化，还是回家乡工作好。遵照老人的嘱咐，二儿子回到老家从事了教育工作。后来，谢觉哉在家务农的大儿子也提出参加工作的要求。谢觉哉也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种田人还是要的。”谢觉哉的一个妹夫曾写信要求帮助安排工作，谢觉哉始终没有应允。过后，妹夫又当面提出，谢觉哉幽默地说：“要我安排你的工作，除非我回家当老百姓，你来当部长。”

    陶铸“说不多吃就不多吃”

    1961年前后，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陶铸对自己的生活标准做了严格规定。他一再向炊事员交代，家里吃的米和油等，都必须和人民群众一个样，绝不准有任何特殊。有一天，炊事员找到一点瘦肉，他心想陶铸爱吃辣椒炒瘦肉，便自作主张，高高兴兴地炒了一盘端了去。陶铸一看就火了，当场批评炊事员说：“我这个月的猪肉已经吃完了，怎么又弄来炒菜？说不多吃就不多吃！端回去！”炊事员感到很为难，劝了又劝。陶铸更火了，就是不吃，厉声命令端走。炊事员只得把这碟菜送给了工作人员。事后，炊事员对人说：“真厉害！想不到他会发这么大的火，以后再也不能这样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