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工作动态】

7月1日为何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

中共一大正式召开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但为何要将7月1日作为党成立的纪念日,1921年7月23日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会集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在这里举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的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也派代表列席了会议。由于会场受到暗探的注意和租界巡捕的搜查，会议的最后一天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

党的一大的主要任务是讨论正式建党的问题。会议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在中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从此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有了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长期在黑暗中探索的中国人民，由此有了闪亮的指路明灯，在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中有了自己的主心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

那么，既然中共一大正式召开的时间是1921年的7月23日，但每年为何要将7月1日而不是把7月23日作为党成立的纪念日？其实，7月23日作为中共一大开幕的时间，是后来党史工作者考证的结果。至于中共一大具体是哪天召开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是很清楚。

目前能看到的最早一份关于中共一大情况的记载，是形成于1921年下半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其中清楚地写道：“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可惜这份材料存放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很长时间人们并不知晓。

参加一大的一些代表，后来曾对一大召开的大致时间有过回忆，但具体日期颇有出入。毛泽东1936年曾对访问陕北苏区的美国记者斯诺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这里的5月，应该是指农历。毛泽东具体动身的日期是6月29日。何叔衡的同乡兼好友谢觉哉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毛泽东、何叔衡是秘密前往上海的，谢觉哉当时并不知他们去上海干什么。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行动的‘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7月4日，毛泽东和何叔衡抵达上海。

据陈潭秋1936年回忆：“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下半月，在上海的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九个客人。他们下榻于这个学校的楼上。”“到这里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他们到上海的目的，是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因为除上海代表李达和李汉俊外，其他各地的代表大多是教师或学生，收入有限，便由李达的夫人出面，以接待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租了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作为外地代表的住所。陈潭秋的回忆因距离一大召开的时间相隔不那么久远，故而与实际开会的时间比较接近。

那么，为什么把每年的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董必武1971年的回忆颇能说明问题。他说：“七月一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到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并没有在一大召开多少周年之时开展纪念活动。

把7月1日作为党成立的纪念日，有据可查的最早见于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所作的《论持久战》的讲演。毛泽东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毛泽东是中共一大代表，在会议期间还担任记录工作，但他讲这番话时距离一大召开已经17年了，未必对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记忆得那么准确，而且他并没有说一大就是这天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性的事件自然是一大的召开，但一大召开前已经有了党的早期组织，否则各地无法推选出参加大会的代表。全国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陆续组建的。所以到一大召开时，党的地方组织实际已经建立了。

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将每年7月1日确定为党成立的纪念日是1941年6月。到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整整20周年，而此时又正处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最艰苦的阶段。这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与此同时，日军进行大“扫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敌后抗战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为了振奋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中共中央决定隆重庆祝党成立20周年。

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明确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中共中央还提出，宣传的要点是在党外“要深入的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他已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他的政策，关系全国抗战的成败与全中国人民的命运。因此，每个党员都要正确懂得如何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习党在二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各根据地在1941年7月1日前后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纪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活动。这年的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廿周年》的社论，并且刊发《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纪念特刊》。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公开发行的党报《新华日报》也特地刊发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社论。从这个时候起，每年的7月1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

来源：学习时报

【理论观点集萃】

延安时期党的“四个服从”教育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首次提出党内“四个服从”的新理念，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到1945年6月，“四个服从”理念写入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这一段时期的党内教育也突出了“四个服从”内容，对统一思想，贯彻“四个服从”发挥了重要作用。

突出纪律特性，强化服从意识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明确了“四个服从”的两个特性。一是纪律特性，毛泽东指出“四个服从”是党的最重要的四项纪律，“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二是组织特性，全会通过的《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指出：“四个服从”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

在《论新阶段》报告中，毛泽东指出：“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纪律教育相比组织原则教育更易唤起党员在思想上的重视，牢记“四个服从”，强化遵守意识。他特别强调把“四个服从”作为纪律来教育党员，“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这也为党内开展“四个服从”教育要突出纪律特性指明了方向。

1941年7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为纠正部分党员的个人主义、独立主义、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在全党加强“四个服从”纪律教育，要求全体党员严格遵守。1942年7月，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在中央党校就如何深入学习贯彻好这个《决定》作了报告，他指出：“纪律教育十分重要”“党的六中全会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毛主席报告里所提出的党内团结的重要，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的纪律”。

陈云多次在党内教育中，重申“四个服从”的纪律特性。1939年4月，在中央党校讲授关于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的提纲中指出，组织团结靠纪律，纪律的具体表现就是“四个服从”，强调“遵守纪律是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1940年3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发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讲话指出，“党的纪律规定：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为了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也是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统一”。

辨析不良倾向，批驳错误思想

1939年7月，延安马列学院邀请从华中回到延安的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给学员们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演讲通篇理论联系实际，有理有据，引起了强烈反响。毛泽东赞扬这篇演讲“提倡正气，反对邪气”。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长篇演讲用了两个半天，第二个半天是专门讲“党员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的自我修养”，其中主要篇幅是讲“四个服从”的，可以说是党内“四个服从”教育的经典一课。

刘少奇开门见山就指出“四个服从”是我党最重要最基本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党同志不论党的领袖或普通党员，均须绝对的无条件的执行”。接下来通过梳理出近年来党内在执行“四个服从”原则时存在的不良倾向和党员干部的一些思想疑惑，进行透彻地辨析，澄清认识误区，有力地批驳了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

他说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就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一些同志在执行“四个服从”原则时以种种形式和借口提出有条件地服从。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政治上是否正确为服从条件；二是以党的领导机关及领导同志在工作能力、领导能力上的强弱作为服从组织与上级的条件；三是以组织与上级党负责人在党内资格深浅及地位高低作为服从条件；四是以组织与上级负责人态度好否、有无成见、个人感情好否等作为服从组织与上级的条件。对于每个方面问题，都列出三至五条理由进行严密地分析，深刻地论理，铿锵有力地驳斥“这是不对的！”，让听者很受震动。

同时，刘少奇还指出“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就是机械论，一些同志错把不顾实际情况机械地服从当成了绝对服从。他阐释了三种不应机械服从的情况。第一种，不是不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动和新的革命斗争经验的吸收来补充、发展甚至改变党的决议与上级指示之某些个别条文、个别结论。第二种，不是说当组织与上级的负责人反对国际、中央与高级党部时仍须服从；也不是说在发现某某负责人在基本上有重大的不忠于党的事实的仍须服从。第三种，不是说对上级和组织关于每一个纯粹带着实际性质问题的指示，也不能在执行时依据情况的变化而有任何的改变。

1941年11月，返回华中工作的刘少奇还抽出时间在华中局党校专门作了一场《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的报告，使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机关、部队的党员干部普遍接受深刻的“四个服从”教育，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团结巩固。

开展案例讨论，促进对照深省

1939年5月，中央党务委员会向全党通报了一个叫刘力功的新党员讨价还价拒不服从组织分配工作而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案例。通报指出，党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对刘力功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不容任何人破坏。刘力功违犯了党的纪律，又不接受党的教育，改正自己的错误，因此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公布于全党。

“刘力功问题”是普通党员违犯“四个服从”纪律的典型案例。在通报发出后，陈云要求延安各机关、学校组织党员围绕“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党籍”专题集中开展大讨论和对照检查，借机进行一次活的“四个服从”教育。他说，党不仅在课堂上要教育党员遵守“四个服从”纪律，而且要在每个具体违犯“四个服从”纪律的问题上给予纪律的教育。

为指导推动这次案例讨论，陈云专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署名文章《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核心观点就是全党同志应从刘力功案例中接受教育：怎样才叫做真正遵守“四个服从”纪律。他说应从两个方面来评判，一方面遵守纪律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另一方面，在实际执行党的决议中是迅速确切的，而不是拖延的、敷衍的，甚至故意歪曲的。这就要求每一个党员在接受党分配工作时，只能是这样的立场：“我个人有做某种工作的愿望，但是如果党有任何别的决定，我绝对服从”。反之，刘力功搞“两面派”，曾经举过手“拥护”党的纪律，但是要他从口头上赞成到实际上执行党的决议时，就完全相反，不遵守党的纪律了，而且党组织曾经与他谈过7次话。文章的最后，陈云也表明了中央的决心，党内“决不允许那些明知故犯的不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分子存在”。

刘力功案例大讨论取得明显成效，延安机关、学校的党员纷纷对照刘力功案例检查自己是否真正遵守“四个服从”纪律，并且迅速进行整改，出现了服从组织分配工作的新气象。一些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的党员，主动撤回请求。一些分配工作还未到岗的党员，立即打起背包出发。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