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专题】

胡佩兰：只要能看病  我就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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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不在高而在德，术不在巧而在仁。

    医者，看的是病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你是仁医，是济世良药。——感动中国颁奖词·胡佩兰

    她是全国最年长的青年志愿者；她是解放战争初期的全国劳模；她曾被周总理亲自接见；她被称为全国年龄最大的上班族……

    98岁的“良心医生”胡佩兰，用实实在在的付出和坚持白描了“仁医”二字。

    汝南首个女大学生

    1916年，胡佩兰出生于驻马店汝南县城北关，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但她并未踏着“三寸金莲”，过着金丝鸟一样的舒适生活，而是如当时中国很多新时代的青年一样，选择学新学，去外面见识大世面。

    1938年，胡佩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河南大学医学部，成为汝南县第一个女大学生。自此，揭开了与医学相伴的一生。1944年，胡佩兰毕业，先后在陕西富平，河南开封、内乡、许昌、潢川，湖北武汉等地行医。1949年6月在武汉参加革命工作，任武昌铁路医院妇产科主任。1955年调任郑州铁路中心医院妇产科主任。1986年退休。

    几十年里，她随叫随到，遇到大手术，一站就是几小时、十几小时。出门诊、出满勤、干满点，很少下午两点前吃饭，从不许自己的亲属在她看病时打扰她。1951年，她作为首届全国铁路劳模，赶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邓颖超同志亲笔题词。

    下午2点后才下上午班

    解放初期的医学资料，大都是外文著作，要钻研读懂，不学外文根本看不懂。胡佩兰自学了俄文、英文。在她60岁时，还跑到北京，上培训班学了3个月的日文。2011年她因消化问题住院治疗期间，还跟年轻医生们探讨国外最新的医学技术和药品，很多年轻医生惊叹，胡奶奶比他们掌握得更详细。

    胡佩兰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和骨质疏松，行走很不方便，大多时候只能坐轮椅。2010年，考虑到老人行动不便，她工作的建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特意安排司机接送胡佩兰。侯明贤就是接送胡佩兰的司机。他说，与胡佩兰老人约定每天8时准时来接老人上班，但上午下班时间都是到14时多以后。

    侯明贤说，胡佩兰和他约定他到楼下就打家里的电话三声，听到三声电话，胡佩兰就赶紧下楼。侯明贤听胡家的保姆说，每到快接胡佩兰的时间，她就专心地守在电话机旁，什么也不干，只要听到电话机响，胡佩兰就像换了个人，精神抖擞地赶下楼。她上班很准时，但下班没点儿，什么时间看完病人什么时间走。

    “多活一天，就多干一天。只要还能看病，我就要上班。”胡佩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坚持的，一直到她98岁生命的最后。

（摘自《东方今报》，记者董彩红，有删减）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做学习大国的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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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既是着眼全局和长远作出的重要战略论断，又是在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对举国上下提出的郑重要求。落实这一要求，需要全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尤其需要领导干部做勤奋学习、善于学习的领跑者。

    中国的官员群体，历来被社会定义为学习的引领者，共产党的干部更是如此。特别是当今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领导干部如果没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迟早会被时代淘汰，更不用说做领跑者。据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1年我国人均读书仅为4.3本。这是一个与我们所要追求的学习大国目标颇有差距的数字。在这样的学习状况下，加之网络快餐式、碎片化浅阅读的冲击，领导干部要做学习大国的领跑者更是责任重大。

    怎样做学习大国的领跑者？一方面领导干部要潜心做好个人的学习，另一方面更要靠组织和团队的力量。学习型组织理论认为，管理者同时也是教练。领导者在组织和团队中，要带领团队学习，成为学习的推动者。领导干部在各级组织里培养学习的种子，就能各层级全方位开花结果。因此，以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为引领，带动整个社会创建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是做领跑者真正有效的方式。

（摘自《学习时报》，有删减）

【理论观点集萃】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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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发展和变异。要知道一个国家未来向哪里去，可以先通过基因分析看看它从哪里来。分析甲午战争，同样必须分析双方的基因，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才能找到千年前的根源，也才能够看清千年后的发展。

    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尤其是经过元、清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

    然而，日本人有信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最初来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日本神道最强调“忠”。“忠”在日本才是一种宗教，并成为超越其他一切宗教的思想。武士道精神加上对天皇的忠诚，使日本出现了一种畸形的信仰，将死亡视为解脱，认为死者可以免于受到谴责。“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而且是果断地死，毫不犹豫地死。这种信仰调教出来的人，在侵略战争和屠杀中是不会有任何道义和怜悯的。

    但是在甲午战争发生40年后，有一批中国人做出了这个民族近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壮举。这就是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比作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和美国人征服西部，他认为：“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有一个长征中的故事：红军翻越一座叫党岭的雪山，那是长征中最高的雪山，很多人因为缺氧和劳累死去了，被埋在雪堆里。后来部队上来后，发现有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拳头紧握。他们掰开这只手一看，里面是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里写道：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从这个故事中，你一定会明白红军的力量来自哪里。

（摘自参考消息网《刘亚洲上将谈甲午战争：制度·战略·信仰·国运》，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