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文摘】

“三严三实”的历史意蕴和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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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蕴含着中华优秀文化从政修养的精华

    中华文化历来把修身作为从政的基础性工程，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且在修身上要求“严”和“实”。

    在“严”方面，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从政者要“正己”，为“正己”而要求“克己”。还要求“慎独”“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即在意念上也不能出现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杂念，在细微处也不能违背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因此，要求“正心”“诚意”，即从思想深处牢固树立正确的义利观，随时随处都要体现“仁”“礼”的要求；要求“内自省”，每天都要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反省，剔除精神污垢，防止邪欲入侵。

    在“实”方面，注重现实、经世致用，是中华文化的悠久传统。这种以农业社会所崇尚的经验理性为基础的文化传统，熏陶和培育出了中华民族鲜明的务实性格。儒家等传统文化要求从政者“敏于事而讷于言”，即勤勉实干，不尚空谈，还提出“敏则有功”，即实干创造业绩。明代的王阳明则提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合一”，强调不但要思想自觉，还要行动自觉，认识和实践要统一起来。

    传承着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对自身从严从实要求的政治品格，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严”与“实”的优良传统。

    铁的纪律是“严”的充分体现，它既是党执纪的要求，也是对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要求。我们党历来要求党员干部守纪律、讲规矩。在自身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党内严格的政治生活习惯，形成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老一辈革命家及广大干部、战士自觉从严要求自己，如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朱德与战士一起挑粮；在中央苏区时期，苏区干部自带干粮去办公。

    “实”是中国共产党在复杂艰巨的革命斗争中、在血与火的考验下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既表现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表现为艰苦奋斗的实干精神。实事求是也是我们党对干部党性的重要要求。毛泽东指出：“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体现了时代价值

    “三严三实”是时代的要求。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树立“三严三实”的价值理念。在“四个考验”“四种危险”面前，同样要求发扬严的精神、实的作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要求党员干部“三严三实”。“三严三实”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党和群众的需要、利益出发提出来的，符合社会发展趋势、推动社会进步的需要，具有社会价值。

    “三严三实”是党员干部的精神标识、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的新要求，“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要求，这些新概括和新要求集中体现了新的实践对干部既严又实的要求，即在信念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统一，坚持理想和实干的统一；在人格上坚持党性原则、宗旨观念和高尚情操的统一；在行动上坚持守纪律讲规矩和为官有为敢于担当的统一，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

（摘自《学习时报》，作者黄样兴，有删减）

【党风廉政教育】

罗荣桓告诫家人不能搞特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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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荣桓元帅经常告诫家人，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不能因为地位不同了、身份变了，要求额外的照顾和特殊的享受，搞特殊化。

    1947年7月，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到哈尔滨，全家被安排住在哈尔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处庭院挪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住。一次，罗荣桓到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家去，见他家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就跟他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起初还以为是句玩笑话。但没过两天，罗荣桓一家却真的搬来住了。罗荣桓对家人说：“住的房子大小，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不能官越做越大，住的楼越来越高。”罗荣桓还说：“生活不要特殊化，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讲究吃穿，贪图享受，就要变坏的。”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在弥留之际嘱咐爱人：“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还交代子女说：“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罗荣桓一生清苦，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工作。这不仅是他给予子女的精神财富，更是他给予全党的精神财富。

（摘自《人民日报》，作者高中华，有删减）

【思想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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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经济增长可缓解贫穷，当国民刚从贫困线上挣扎过来时，往往对其有强烈的渴求；二是经济增长容易用GDP来衡量，可以证明政绩；三是快速经济增长可掩盖很多社会矛盾和工作缺陷；四是经济增长能为推动者和参与者带来直接的利益；五是经济增长在当代人各主体间易达成共识。”

    ——为什么“增长主义”经久不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如是说。

    “看一个项目是不是真正的‘互联网+’，关键是看原有的非互联网业务，在与互联网连接后有无产生质变，并且这种质变不在于提升效率，而是体现在供需的重构上。前者只是‘+互联网’，物理叠加，改善存量；后者才是‘互联网+’，化学反应后创造增量。”

    ——财经记者潘欣怡

（摘自《思想理论动态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