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专题】

姜仕坤：血汗洒在山水间

----------------

4月12日，贵州晴隆县委书记姜仕坤突发心脏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年仅46岁。在这个曾因贫困“出名”的偏远小县，他耗尽了自己最后一份心力，换来晴隆的大变样……

发展有路子

整合历史文化和当地自然资源发展山地旅游业，点亮“二十四道拐”这张名片！这是姜仕坤带领晴隆发展旅游脱贫的胸中蓝图。为了将蓝图化为现实，姜仕坤带领干部收集关于“二十四道拐”的文献，编撰出版物；招商引资建设安南古城影视基地，筹拍电视剧《二十四道拐》……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电视剧《二十四道拐》的热播一下子“引爆”了过去几乎为零的晴隆旅游业！这一年的国庆黄金周，10万自驾客涌进晴隆，让晴隆的干部群众“看傻了眼”，也让姜仕坤内心激动不已。

县城改造，是姜仕坤带领干部群众完成的又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刚到晴隆县任县长时，姜仕坤就让住建局、国土局的干部一起到县城里走走。此后两年多，姜仕坤走遍了县城的旮旮角角：他走进拆迁户做群众思想工作，爬到山上对照图纸看规划方案；为了能让群众得实惠，他与干部讨论关于征地拆迁的方案不下50次，才敲定最终方案；为了筹集建设资金，他带着住建局长跑遍了省里的银行……如今，晴隆县城面积扩大到6平方公里，城镇人口超过10万人，县容县貌大为改观，新区建设如火如荼。

肩上有担子

长流乡地处偏僻，山路崎岖颠簸，不少干部形容这是“来了就不想回去，回去就不想再来”的地方。姜仕坤为了长流乡的发展，多次到当地调研指导，他带领县里的科局长们在长流乡开会到深夜，确定了发展方向；他忍着痛风一瘸一拐地爬到山上，查看经济林木的种植情况；他走村入户与群众聊家常问生计，把群众反映的每一个困难都记在心里。

工作之余，姜仕坤总会挤出时间看书学习，他知道要致富得先富头脑。姜仕坤的宿舍里，一张小方桌上摆满了治疗痛风的药品和各种书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羊生产学》《重启史迪威公路的多视角分析》《大转型》……就这样，通过努力钻研学习，姜仕坤不断开阔视野拓展思路。从没搞过旅游的他，愣是把旅游业打造成了晴隆的亮丽名片，被认为是“开天辟地的创举”；并不懂羊的他，成了养羊专家，推动晴隆养羊产业的快速升级，被群众亲切地称为“羊书记”。

心中有尺子

晴隆的干部都说：姜仕坤心里有一把尺子，那就是作为党员干部的戒尺，他用这把尺子衡量自己，也用来衡量干部队伍。

为了提高偏远山区乡镇干部的积极性，只要有成绩，姜仕坤就在大会上提出表扬，为的是提气聚力，激励他们更加努力。同时，姜仕坤也注重对优秀乡镇干部的提拔任用，让偏远落后地区的干部看到希望。有干部坦言：“姜书记的做法让我们感觉自己很受重视；以前搞脱贫攻坚感觉自己是观众，现在感觉自己也上舞台了，大家更加务实肯干了。”

扛紧发展的担子，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亦不放松。任职县委书记期间，姜仕坤常带领组织和纪检部门干部到乡镇、单位调研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先后查处了卫生系统虚套农合资金系列窝案，光照镇社保所原负责人挪用、贪污社保基金案等案件，这些“硬招”给晴隆带来了缕缕清风。

姜仕坤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做事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良心；我们的干部也要这样。”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摘自《人民日报》，记者赵兵，有删减）

【论述摘编】

可为·可不为·不可为

----------------

管理学上有个著名的三圈理论，它构建了“价值”“能力”和“支持”三要素分析框架，三要素分别代表三个圈，三圈全部重叠的那部分，属于既有价值又有能力，并且能得到各方面支持的事，这样的事可为;只有两圈重叠的那部分，则可不为，或可以暂时不为;而三圈根本不交叉重叠的那部分，则属于不可为的事。三圈理论给了我们颇多启示。

可为之事当全力去做，这是一种责任和担当。在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事情当中，哪些事是可为之事?不少干部未必搞得很清楚，而有些干部虽然搞清楚了却不愿、不敢和不善作为。干部、干部，干事为第一要务;干部、干部，干事才有进步。要干事，就得全力去干那些既有意义，又有能力，并且得到最广大干部群众支持拥护的事。没有意义的事不必做，没能力办到的事无法做，得不到最广泛支持的事做不成，只有这三个要素都具备了才真正可为，并且要既坐诊又号脉、既出工又出力，在有为中有位。

可不为之事当量力去做，这是一种清醒和自觉。孟子有句名言：“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范晔在《后汉书》中说：“然则有所不为，亦将有所必为者矣。”世上之事，当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为或一时不为并非不能为，实乃一时的条件不成熟、不具备，倘若硬着头皮勉强为之，则必定事与愿违或事倍功半。做事情，不能只凭一腔热血，或只顾一厢情愿，有时候，有些事情条件不具备、不成熟和不到位时，不妨暂且缓一缓，不可操之过急，有时“慢下来”也不失为一种良策。要“跳起来摘桃子”，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特别是要关注最广大老百姓的哭与笑，这是可为与可不为的“指挥棒”。

不可为之事当坚决不做，这是一种意志和定力。作为党的干部，不可为的事很多，从大的来说，违背党的主张、触犯群众利益、违反党纪国法等底线的言行都是毫不含糊决不可以为的事，这里的不可为主要是就做事而言。没价值去做、无能力去办、群众又不支持去干，这“三者”都不沾边的事自然不可为。对于不可为之事，重要的是有正确的价值观、名利观和政绩观，学会算大账而不是一味算小账、看长远而不是一味看眼前、装着群众而不是一味装着自我，这样，心里头才会亮堂，才不会不可为而为之。

为官从政，对自己要做的事情，要心里有谱、脑里有弦，想清楚、弄明白，哪些事可为，哪些事可不为，哪些事不可为。可为之事全力做、可不为之事量力做、不可为之事决不做，这是当下难能可贵的一种清醒和自觉。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徐文秀，有删减）

【党风廉政教育】

坚守人生的高标准

----------------

在湖南省张家界原市委常委、副市长程丹峰的忏悔录中，有一段话发人深思。程丹峰到国外考察业务期间，曾被不少国内外的金融机构许以高薪和高职。他由此觉得自己“市场身价”很高，与实际收入落差很大，正如他写道：“这直接导致了我对标准产生混淆，总喜欢以市场身价来考虑自己，应该也有能力拥有更多的钱。由此，当那些商人拿着巨额的金钱作为办事帮忙之后的‘人情’时，我不仅忘记了法律和党纪，而且觉得这些钱似乎没有以前看上去那么多，不过是我市场身价年薪的几分之一罢了。”

对标准产生混淆，进而金钱观模糊、权力观扭曲，经历同样心路历程的，远不止程丹峰一人。每一个有知识、有能力、懂业务、懂技术却走向了腐化堕落的领导干部，大概都有这样一个“标准混淆”的最初时刻。标准问题，从来就不是小问题。心中的标准一旦混淆，理想和信念就会开始松动，思想和认识就会蒙上雾霾，意识和立场就将偏离正轨，言行和举止也就不再严谨。其最终结果，也如程丹峰一样渐渐堕入腐败的深渊。

遵循什么样的标准，是个人的自主选择。如果投身市场，创新创业也好、为雇主打拼也罢，市场机制会根据你的能力、素质、禀赋和在市场中的贡献，自然而然为你的人力资本定价。如果投身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成为一名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的党员领导干部，那就意味着自愿遵守更严的要求、自愿承担克己奉公的责任、自愿放弃奢侈的生活。如果既要当官，又想发财，那就是背弃对人民的责任，实则放弃了入党时的初心。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杨诗哲，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