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俗学的理论视野下来审视体育世界中的传统体育活动，可以知道民俗事实上构成了人的基本体育生活和群体的基本体育文化；但是，民俗并非一成不变。龙舟竞渡作为最有代表性的民俗体育活动，流传千年有其特有的传承机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正在实现由传统民俗体育向现代竞技体育项目转化的进程。
    在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辨析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首先对民俗体育的若干特征进行了概括。当神灵崇拜成为一种民俗，当祭礼作为民俗节日庆典的主要内容，当民俗节日庆典活动需要竞赛调节的身体活动来演绎的时候，民俗体育自然拥有了其产生发展的理由和资本。这种没有固定组织形式、没有既定比赛规则和管理机构、地方色彩浓郁，并且镶刻着深厚宗教色彩和农业传统文化的印迹的体育活动，就是民俗体育的初始形态。同现代体育相比较，它具有以下特征：组织管理机构松散、竞赛规则由传统习惯确定、竞赛形式在参与者眼里会有波动、竞赛规则和器材等存在地区差异、参与者人数和场地边界并不固定、竞赛形式也受到社会和自然条件强烈影响、参与选手无明显角色分工和差别、观众和选手的区隔不明显、活动的进行由选手自己进行不完全正式的社会调控、对身体暴力有着相当程度的忍耐水平但又能在争斗活动中能拥有令人愉悦的自发情感体验、侧重强调身体力量而不是技术、参与活动的集群效应明显、是否参加该活动被视为在该团体内部的一种身份认同和检验、竞赛结果不具有普遍公认性、不具备代表国家参赛的资格同时也没有金钱报酬。而以上对于民俗体育所进行的种种描述都是以现代体育为参照模型而归纳出的 “相对差异性”。
    对龙舟竞渡流变历程进行了阐释。对其缘起的分析，揭示了民俗与体育结缘的机制和内容。并从龙舟构造，赛前仪式的变迁，比赛形式的改变和赛后成绩的判定等方面进行了历史对照，阐述了影响流变历程的若干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但偶然之外更多的是必然。研究认为：龙舟竞渡作为一项流传两千多年的民俗体育活动，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发展阶段到来之前，都是以一种惊人的韧性保持着固有的传统，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制度层面或价值层面都没有变化或鲜有变化，而在社会转型的加速发展阶段到来之后，无论是作为科技进步表征的龙舟新型制作材料的出现，还是作为社会或群体保留过去历史记忆方式的竞渡仪式的简化，又或是竞渡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变更， 都在传承过程之中一一突现。
    1976年香港国际龙舟竞赛的举办被视为龙舟竞渡的现代化发端。对现代转型的特定时代背景进行剖析，认为域外龙舟运动的积极推动为我国龙舟竞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提供了外部动力；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导致的民俗生存土壤的改变，是其转型的深层内因，同时龙舟竞渡的项目特点是其转型的现实可能。在剖析了转型背景之后，对国内外龙舟赛事举办状况进行了概述分析，并选取湖北荆州地区龙舟运动的开展状况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实地观察、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对荆州市近几年举办龙舟比赛的规模、次数和组织状况进行分析，在调查当地群众对这项传统民俗活动心理认同程度的基础上，剖析龙舟赛的群众基础和实际参与状况。结合苏州，沈阳两城市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荆州地区对龙舟赛的民俗文化历史和民族精神动员作用的认同程度相当高，特别是该地区作为楚文化的发祥地和屈原的故乡，不仅开展龙舟赛的历史源远流长，当地群众对属于本地区的民俗传统和历史人物都拥有一份无法替代的自豪感。尽管也有几乎一半的群众认为龙舟竞渡受开展时间地点和开展条件的限制，但对民俗历史的高认同率表明这些情况都不成为龙舟运动持续发展的阻碍。而苏州和沈阳地区也是相当认可龙舟竞渡的民俗文化传统和价值的，并且大部分受访群众都不认为“技术难度和设备条件”是阻碍龙舟运动扩大发展的条件，而是“活动的不经常化”和“在全国范围内的不普及化”才是龙舟运动发展的瓶颈所在。由此可见，群众基本乐观地认为龙舟运动是具备参与或开展的现实基础的。在龙舟竞渡开展的传统地区，对于龙舟赛的情感和认同都以正面体验为主。并且同样是在开展龙舟赛的传统地区，群众的情感体验也存在差异，越是历史联系和文化归属感深重的地方，群众对龙舟赛的情感认同就越强烈，这一点可以从荆州地区和苏州地区的认同对比中得到验证。而在新兴开展的地方，由于当地群众对于该活动的民俗传统和项目特点的接受和了解仍然需要一个孵化的过程，所以关于龙舟赛的情感接受和体验在程度上不如传统地区强烈，在内容认识上也仍有待于丰富。
    虽然在参与的情感认知上三地存在差异，但是在参与基数上，则共同表现为参与面较低，苏州和沈阳两地都是60％以上的受访人员尽管知道相关情况，但是却从未有现场参与的经历。荆州的参与状况从总体上表现为参与的比没有参与的多，但是从参与经历和感受而言，“没有参与过”和“参与了但感受不深”的群众比例高达67.8%。其实参与状况只是一种形式，通过参与达到精神的愉悦和文化的认同才是活动举办的意义所在，因此研究认为：在取得文化认同的前提下并不一定就导致高参与，并且即使参与了，也并不一定能能达到增促情感认同之目的。这其中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断裂，可将“高认同和低参与”之间的断裂原因一部分归纳为 “活动的不经常化和不普及化”以及“地域情感和生活情感的缺失”，而“高参与和低认同”之间的断裂就与活动本身相关，具体而言就是活动形式和活动内容是否迎合了现代生活需要和人们情感需要。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俗生活环境的改变，民俗主体传承方式的变迁和民俗主体传承心理的转移才是龙舟竞渡由传统民俗向现代竞技运动转型的核心要素。对新时代龙舟发展轨迹的考察发现，出于各种现实利益的考虑，以往单纯的龙舟比赛变成如今多位一体的文化多面体，在市场运作下发挥着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新功能。当古老民俗以所标榜的原滋原味以及各种翻新的形式被展示出来的时候，更多的是向观者提供一种新的娱乐形式。古老的陌生经过传媒的发掘和编排，再经过市场的包装和运作，就可以迅速汇入追求刺激的大众文化之潮流。被消解了神圣性的仪式，如今在大多数人们眼里只是一种游戏。在新的生活场景里，旧民俗只能以点缀的角色出现，只是被观赏，而不是被体验，我们丢掉了神性和心灵的信仰，获得的是娱乐和感官的刺激。我们再也不能成为民俗仪式真正的参与者。以上体现了民俗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变迁。而龙舟的现代转型也体现了民俗变迁中的“变”与“不变”规律。民俗象征符号的民族性特征能够体现出强韧的生命力。民俗象征符号的民族性特征，指的是民俗象征符号的内容，式样都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从先辈那里传承的那部分内容。如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具有中国民族性的民俗符号，在龙舟竞渡中，龙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象征，龙舟竞渡因为龙这个强烈的符号指代，凝聚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成为其传承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民俗中，传统的和固有的应居主要地位，即使在近代社会巨变的时代背景下，近代我国民俗中尽管吸收容纳了大量外来的西方的要素，然而其主干和核心部分仍是传统的。这就是民俗演进中的“变”与“不变”法则。民俗变迁中的“不变”法则，体现了近代社会转型期中华固有文化传统的延续性。这也解释并说明了，尽管拥有实际参与和观看过龙舟比赛经历的群众并不多，但是群众对龙舟赛悠久民俗文化历史和团结一心的精神动员作用基本持积极认同态度。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对民俗事项中民族性或家族性的内容在发挥作用。百余年来，中国社会尽管遭受西方近代世界的剧烈冲击和挑战，尽管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固有文化中符合民族心理需求的东西、优秀的东西仍然被保留下来，“中国传统文化尽管适应了近代世界环境，然而其核心内容并没有因为适应而被丢掉”。
    对龙舟竞渡的现代发展进行相关思考。对民俗文化市场开发和民俗自身生存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辨析，认为民俗体育拥有市场开发潜力和导致文化生存危机的原因都归因于民俗和体育如今都作为一种资源进入了市场。关于民俗体育是否应该现代化的问题，其实质是关于现代和传统的争议。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之争，追根究底与我国自近现代以来的二元对立语境有关。二元对立倾向不仅在理论研究中得到反映，在实践中也产生了逻辑悖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一方面是急于与世界全方位接轨，趋同，以共同接受的规则达到标准和一致，另一方面又呼唤世界多样性发展。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抱残守缺，拒绝改变并不是保护民俗的出路；然而，如果将民俗二字只有依附经济才能生存红火时，那么民俗只能是以流于物质形式的方式成为人们的一种无意识行为。
    对民俗体育的未来进行展望，我们不希望看见具有悠久民俗文化历史和精神给养的体育活动，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与世界接轨的结果只是一项新竞技运动项目的产生，民俗文化和情感却在消失；更不希望民俗体育在闭关自守抱残守缺中止步不前而流于边缘化和失传的境地。只有民俗自身的渊源不被抽离到为民俗所发生的行为之外，只有使民俗传统文化的功能同现代社会的功能要求结合起来，才能使传统民俗在现代生活世界中找到立命之本民俗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道德因素，如龙舟竞渡所代表的爱国爱族，刚健有为和团结一心奋发向上，就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文化。同时它还是一种健身手段，龙舟运动在锻炼人的力量素质和协调素质方面都有突出功能。与龙舟赛相联系的端午节，与全民防疫健身的内涵息息相关。要想这一古老民俗真实和完整的意义不被迅猛的商业文化所吞噬，就需要利用各种渠道加强传统文化信息的表达。民俗作为社会传承的文化，始终处在变迁过程之中。民俗面向的是生活世界，因此民俗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更新而不断地消长演进，始终适应并引导着人们的生活需要。
    作者：胡娟（北京体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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