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性、民族认同、民族利益等民族要素基础上的思想情感、意识形态或社会运动。

共生于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民族主义和奥林匹克运动彼此影响、相互联结: 一方面，当民族主义被界定为以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和理想，任何文化要素如价值观、行为规范、制度、民俗，都可能为民族主义提供文化与符号资源，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民族主义不遗余力地发挥控制力与整合力，将触角伸向任何可能的领域（包括体育）；另一方面，被视为国际关系缩影和行动者的奥运会，成为国家力量和平角力的独特舞台，表征着国际关系的结构面向，而且主动寻求民族国家的资源支持，并提供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并蒂”的价值理想。民族主义在不同阶段演化出不同的类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一方面，这种复杂性的非线性演化过程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导致了奥林匹克运动随之在各自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图景，另一方面，奥林匹克运动不断地对民族主义演进所带来的影响主动地加以调适，寻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根据民族主义性质和内容的演化，民族主义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首次，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兴起阶段。以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发端，到19世纪中期欧洲革命爆发时结束。伴随着新教运动的展开和王权势力的扩张，民族主义在此阶段彻底瓦解了教会势力，建立了各自的民族国家。各民族人民经历了从宗教信徒到王朝臣民到祖国公民的角色转换；经历了从盲从教皇利益到效忠王朝利益到追求国家利益(也即民族利益)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从迷信宗教神权到建立王朝、王权到确立人民主权的斗争过程，最终确立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

此时期民族主义的贡献就在于，它赋予了民族以现代定义，使其作为“臆想的共同体”得以存在。在此过程中，民族主义选择性地将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如语言、宗教、种族、文化传统、民俗等作为构造“民族”概念的要素。这种选择性恰恰反映出“现代民族”的构建性特征，体现出民族主义对于塑造“民族”形象的重要意义。以国际体育竞争形式出现的奥运会打破了“民族体操”狭隘的封闭主义，通过民族运动员的伟大业绩和升国旗、奏国歌的仪式演绎满足了个人对归属感的深层需求，从而使得集体性忠诚和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奥运会通过“国际竞赛”划分了“自我”与“他者”，并且以集体文化和精神的联系来排斥和抵抗异己的力量。正是基于其对民族成员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它才得以整合社会力量，并赋予体育力量以文化的合法性。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在法国激发了巨大的能量，法兰西民族在对内推翻专制统治，对外抵御外国干涉的过程中紧密团结，展示了民族主义的惊人力量。同时，法国民族主义表现出更加激进和普世主义的色彩，民族主义运动乃是一部充满斗争、革命和鲜血的历史。崇高的“理性”也赋予了法国民族主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构建新国家的勇气。在对外战争的激发下，法国不断强化自身的民族主义，同时也把民族主义的精神和原则广泛的传播到欧洲的各个角落。伴随着民族主义精神的国际化和民主化，顾拜旦复兴奥运会的目的也从变革法国社会、维护国内和平变成了体育为所有人、为所有国家服务，从而实现世界的和平，体育在全球的散布成为奥林匹克主义永存的绝佳证明，此外，随着民族主义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干预和阻碍，对顾拜旦而言，奥林匹克运动的自治性与独立性的重要性远远胜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分裂，维护奥林匹克和平国际主义的理想让顾拜旦逐渐远离自己的民族主义。

伟大的世界和平理想与残酷的民族纷争现实之间总有一道鸿沟，顾拜旦跨越这道鸿沟的桥梁就是“混淆蕴含于体内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冲动的差别”，并提出了“体育为所有人而用”的中庸哲学。普法战争的阴影在他这一代人的脑海中挥之不去，顾拜旦为法兰西民族开出了药方：“体育能够提供祖国健康所需的男性气质”，然而，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顾拜旦同样为世界提供了体育：“处于文明中心的现代人日益增长的敌对与愤怒使自己变得弱小，并过于谨慎，可喜的是，他发现通过体育锻炼可以使自己变得强大并变得安静……体育是最大的和平制造者”。因此，顾拜旦的民族主义代表一个理想起点，也蕴含着一种思想悖论，更昭示着虽然未来之路充满纠葛，奥运会依然在丰富的社会心理和人类情感的无形力量拉扯之中不断前进。

其次，民族主义的扩张阶段。以欧洲革命为发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结束。法国大革命后的一系列对外侵略和扩张自然而然地唤起了欧洲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欧洲革命爆发，一大批民族国家在欧洲应运而生。从此，欧洲的民族主义更多地带有对外侵略扩张的性质。也正是在这种狭隘民族主义的指导下，欧洲开始了空前的殖民扩张。这一时期除了英、法、美等国的霸权民族主义外，德国、意大利、日本的侵略性、扩张性民族主义将民族主义推向了极端和反动，此外东欧和东南欧的民族主义经历着严峻考验，并发展壮大。

民族主义扩张的历史伴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初步成长。在奥运会举办早期，其规模、影响力还未能吸引民族国家过多的目光，对希腊民族而言，奥运会却具有特殊的意义，长期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希腊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十分之艰巨，财政危机无法阻挡希腊王室对奥运会复兴的热情，顾拜旦甚至相信，它为希腊人的精神注入了一针强大的兴奋剂，甚至影响到一年以后为解放克里特岛而爆发的希土战争。希腊民族反抗土耳其的斗争不过是欧洲挣脱四大帝国统治的缩影，芬兰、捷克等国利用在奥运会上的表演，巧妙地将顾拜旦的体育地理置换成政治地理，以别样的方式寻求或展示民族独立。以英国、法国为首的老牌殖民地强国和德、美为代表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为民族利益展看了激烈的角逐，奥运会的竞争性通过奖牌榜的形式直观地表达出来，民族国家对金牌的渴望在这个时期开始初现端倪。两次世界大战直接导致了奥运会的停摆，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对奥运会的危害开始显现，又强行地推进了整个奥林匹克体系的反思，使得顾拜旦的和平国际主义打上了理性的色彩。德国的民族主义从建国伊始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追求语言、血统的文化气息，反启蒙、反民主的暴力色彩孕育了极端的德国民族主义，柏林奥运会成为纳粹主义的宣传工具，为其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充当了遮羞布的角色，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希特勒的阔绰之举和里瓦尔德等人的精心设计，在体育的角度奥运会如何才能达到第一个顶峰。

无论遭受多大的政治风浪，奥林匹克运动还是抓住了两次大战之间相对和平的契机， 经过5届夏季奥运会和4届冬季奥运会，初步确立了奥运会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对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承认和布伦戴奇“体育独立于政治”原则的并行是一个悖论，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民族国家干预与奥林匹克自治诸多矛盾的纠葛之中，奥林匹克运动走向了冷战时代。

再次，民族主义的全球弥散阶段。时间跨度从二战后一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前。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垮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堤坝，使整个世界面貌发生了巨变，民族主义也呈现出多元多线的发展态势。亚非拉民族主义的崛起、西欧民族主义的衰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大国沙文主义的兴起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内容。

民族国家对参与国际体育活动的兴趣日益增加，国际奥委会委员也受到了来自国家的更大影响，委员的民族主义倾向开始超越曾经是顾拜旦骄傲的自我遴选制度，东欧国家、拉丁国家、铁幕集团坚持选择他们的代表。随着亚非拉民族国家的兴起，国际奥委会中国家奥委会的数量开始增加，在1952年，共69个国家奥委会获得承认，其中有30个由政府资助，仅有6个依靠大众捐赠，剩余的采取政府资助、彩票和捐赠的混合策略。1954年，国家奥委会的数量长到80个，大部分都是来自非西方的前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通过获得国际奥委会的承认来实现国际政治舞台的正式地位，他们在国际奥林匹克舞台的胜利也被看作是对殖民宗主国的胜利。

亚非拉的地缘团结和结盟成为战后民族主义的特殊表现形式，通过地缘结盟，亚非拉在反对南非种族歧视、驱逐前殖民地国家的统治、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独立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对奥运会的冲击力量也不可小觑，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召开就让布伦戴奇领导的国际奥委会面临巨大压力，非洲最高体育理事会的团结让六七十年代国际奥委会疲于应付赛场内外的种族问题和南非奥运资格问题。

二战以后，冷战和三个世界的政治占据了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但是民族主义是如此紧密地和国家问题联系在一起，只要国家依然是以民族为基础，只要民族问题构成一个国家内在的紧张关系，民族主义就不会归于历史，只要时机成熟，它就会卷土重来，重新在世界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美苏在奥运赛场上的争霸不过反映了北约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和华约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国际竞争中的多重面向。冷战对抗让奥运会的比赛充满看点，但是冷战催生的国家业余主义、沙文主义、兴奋剂问题、赛场暴力问题、抵制奥运问题让奥林匹克运动危机重重。在1988年首尔奥运会之后，古特曼对冷战奥运会进行了总结：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继续像以往那样同时塑造着每届奥运会的特色，运动员继续被观众们视为自己民族、宗教和国家的代表，而不是人类极限的象征，大多数观众似乎需要一个机会把一位运动员当成是自己的代表。同时，一些观众也具有世界主义的观念，真诚地欣赏那些与自己的肤色、宗教和种族不同的运动员的表现。奥林匹克主义并没有达到国际的调和，是加剧而不是缓和了困扰整个二十世纪的民族的、种族的以及宗教的冲突。

最后，民族主义转向阶段。进入90年代以后，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为主要标志，新一轮民族主义浪潮在全球兴起。这是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兴起的民族主义，它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有人称之为新民族主义。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受全球化的深刻影响，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世界主义齐头并进，民族主义的浪潮由凶猛转向于平缓；民族主义由刚性的政治对抗转向到柔性的文化较量上。

世纪之交，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的重大命题，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割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亨廷顿对全球化时期民族国家角色、功能的判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但是跨国公司、全球资本主义和地区主义的演进让人们对冲破民族国家桎梏充满期待，同时，冷战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民族分裂也共时态地存在着。民族主义也从冷战的刚性对抗状态转换为文化软实力的较量，从而催生了西方文化霸权。

同样，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图景中，因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而生的诸多问题也显现了复杂的景象。一方面，民族主义问题在商业化、职业化等经济问题作用力日渐式微，因民族主义而生的抵制问题失去了空间，国际奥委会加强了对奥运会民族主义的防御能力；一方面，奥林匹克运动中依然延续着民族国家的参与体系，新的民族分离主义、族群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冲突问题依然显现，民族主义从政治对抗转向了文化渗透，奥运会的文化共生景象面临挑战。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天下主义受到欧洲民族主义丛林法则支配下被动产生的，是一种融合了天下主义的文化策略和生存策略，追求本民族的独立自主发展和世界民族的和平相处是其基本诉求，然而受制于侵略性、扩张性的西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了威胁西方的对象。中国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历程也是中国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国在实现了“世纪奥运梦想”之后，面临着全球化冲击下新的使命：文化自救与反文化霸权。在倡导多元文化的道路上，中国应该将文化的自信力变成现实的行动策略，从而谋求天下主义的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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