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为什么缺少自己的奥运会国际影响研究成果
    中国普遍的、真正的奥林匹克学术研究可能要从围绕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而开展的相关研究算起。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成果，为中国奥林匹克学术研究增添了强劲的动力，并且在很大程度改变了中国奥林匹克研究的选题方向和学术思路。
    然而，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以后的近4年当中，众多的中国学者介入奥林匹克研究，为什么迄今没有产生这类成果呢？
    第1，中国以往没有举办奥运会的历史，这使得中国的奥林匹克研究者也只是以奥运会参与者的“身份”和“角色”定位，相关研究成果带有很强的“参与”和 “旁观”特色。比如对于国际奥林匹克现象和问题的解释，对于中国与国际奥委会发生关系的历史描述，都体现出这种外围色彩。这种意识和立场使得中国20世纪以前的奥林匹克研究带有浓重的“旁观”乃至“超脱”的色彩。
    第2，中国毕竟不在奥林匹克运动产生的西方国家文化体系中，中国学者的研究大量地需要经过二重乃至多重的文本解读，这既增加了研究工作的难度，也增加了研究成果向国际推广的难度，直接影响到中国学者的研究选题取向，而西方的奥林匹克运动主位立场，又在主观或客观上加剧了中国学者的“客位”意识。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使然，中国的奥林匹克学术研究，可以说并未在整体上进入国际奥林匹克的核心层次。
    第3，在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以后，大量学者涌入奥林匹克研究领域，然而，我们毕竟只是在筹办奥运会，再加上我们原本对国际奥林匹克的规律了解有限（特别是一些原来没有接触过奥林匹克的学者），这使得我们的众多研究只能停留在宏观审视、中国式阐释、预测性研究等方面。    
2  真正的奥运会国际影响研究成果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产生
    综合西方的各类奥林匹克研究成果，可以说，当代世界尚未产生一个对于奥运会总体影响研究的基本模型（倒是德国学者总结出了奥运会等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经济效益评价模型）。即使以Effect、Impact、Influence、Benefit等作为核心概念的著述，也只是逐一地列举不同领域的影响或效应，尚未进行整合。
    真正的奥运会国际效应研究成果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产生？
    从思想观念条件看，必须树立奥运会不仅是一项体育活动，而且是一项综合性的辐射力强、波及面大的国际社会文化活动的理念，这样才能从理性高度认识奥运会的效应和影响，绝不仅仅局限在体育领域内，从而自觉地增强研究奥运会总体影响和综合效应的研究意识。
    从组织保障条件看，必须树立国际国内相互配合、主办城市和国家各方协作的工作机制，才能保证在人力资源匹配、相关信息资料共享的环境中实现研究的目标。国际奥委会相关官员的支持、奥运会组织委员会的全力配合、奥林匹克学者和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是进行这类研究的必要组织保障。
    从技术支持条件看，由于研究需要大量的跨文化和跨语言资料，而且每一届奥运会开展相关研究，都需要参照国际奥委会最一般的信息和以往各届奥运会的相关成果，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方能保证研究不受到基本技术条件和资金条件的制约。    
3  国际奥林匹克研究对中国奥林匹克影响研究的启示
    客观地说，奥林匹克研究迄今尚未成为一门具有自身独特学理和理论模式的学科，它只是形成了研究问题鲜明的一个研究领域。换言之，目前的奥林匹克研究，只因为自身有独特的奥林匹克事务作为研究对象而显得富有研究特色，但并没有自身完善而相对稳定的理论模型和学术范式。
    也许正因为奥林匹克研究尚未成长为一门学科，因此国际奥林匹克研究从一开始就借助其他学科对奥林匹克现象进行解释、分析、诊断、判别等任务，而且这种趋向随着奥林匹克事务的日益丰富和复杂变得越来越突出。也就是说，奥林匹克研究的学术品格如果已经形成的话，那么吸取一切学科有益的理论和方法，也即学科理论隔阂方法的普遍性和综合性就是其最鲜明的品格。
    当今奥林匹克研究的另一个鲜明的学术品格是极强的实践性。奥林匹克研究既要对于奥林匹克这一人类伟大的实践给予描述和阐释，也要对其现实运作过程中因为与其他社会文化构体的复杂关系而产生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究，还要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前途、方向等问题进行辩证的思考和前瞻。这3个使命贯穿在许多奥林匹克学者的研究进程中，纯粹哲学思辨和经院注解式的成果在奥林匹克研究领域很少。
    在西方研究氛围和学术品格的影响下，中国的奥林匹克效应研究可以获得相当多的思想素材和理论启示。
    第1，中国的奥林匹克效应研究可以在选题思路方面获得启示。西方的主动奥林匹克研究成果往往以小见大，从微观看宏观，见微知著，体现出十分鲜明的选小题不做大题的习惯，而观点与结论往往并不因为题目小而显得微不足道。如一篇题目为《Health Care Provider Impact During the 1996 Atlanta Olympic Games》的文章，不仅在不长的篇幅里总结了以往奥运会的相关经验和一般规律，对于筹办奥运会的工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2，中国的奥林匹克影响研究可以在构建理论模型与选择研究方法等方面获取启示。大题小做也是一种学术思路，它对于研究的宏观思维与整体把握能力要求很高。在西方的奥林匹克研究成果中，题目很大、凸显方法论优势的成果也不少，如《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经济影响》一文，将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经济影响分为短期经济影响与通常称为奥林匹克遗产的长期经济影响。
    第3，中国的奥林匹克影响研究可以在研究理念方面获取启示。奥林匹克总体影响研究应该建立在大量的专题研究基础上才能获得，过于笼统的一般性奥林匹克效应研究往往显得空疏和浮泛，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都很小。这是西方许多奥林匹克研究成果背后透视出的鲜明理念。如《City And Sport Marketing Strategy: The Case Of Athens 2004》，作者在阐述其研究动机时指出：简单地描述举办奥运会可能对旅游带来的影响，并且讨论雅典如何最大限度地扩大旅游的积极影响的市场营销战略。    
4  建构中国特色的奥运会国际影响研究方法论
4.1  奥运会影响的一般逻辑原则
    现代奥运会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其影响越来越大，其自身也成为越来越受研究者注意的对象。一方面，国际上充斥着奥运会的积极和正向效应的高调。与此同时，我们又可从新闻传媒和学术著述中，了解到一些同样令人触目惊心的有关奥运会后遗症的事实。
    在两种信息都大量充斥的背景下，一种有关奥运会是魔鬼的论调甚嚣尘上。有人认为奥运会不值得举办，因为它的消极和负面作用实在太大，大到对于人类几乎是一种灾难。因此，芬兰和瑞典有专门的反奥运会组织，从根本上否定奥运会的积极意义。一位美国学者则专门发表《奥运会设计的漏洞》、《反对奥运会的10条理由》等文章，对于奥运会的积极意义和发展前景提出强烈质疑。
    对于这些仁智不一的观点，我们有必要寻求到一种具有客观性的标准来作为权衡的依据。成熟的逻辑原则应该具备相对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标准。
    根据本文的论域，奥运会影响的一般逻辑公设原则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第1，奥运会影响是举办奥运会必然面临的普遍问题，无论举办城市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它们无非是以自身积极或消极、正向或负向的特殊性，证明奥运会影响本身的普遍性。
    第2，既然称影响，影响又是行动促成的。那么，影响就应该看作是行动的一个结果的评定或者估价，对于影响的研究都必须始终围绕行动者的行为价值取向和客观运作方式来进行，这是影响效应的基本要素，否则“影响效应”就将成为上帝之手的产物。因此，影响与行动的关系是循循相因的，相关研究至少要关涉到各类具体的奥运事务的运作原则。
    第3，影响有正向和负向，行为有方向性，更具有生成性。包括奥林匹克运动在内的社会文化本身，并没有任何预定的或前定的目标。撇除浪漫主义的理想和现实主义的操作，行为是在责任意识和外设压力下按照预期目标不断展开的，它可能产生自觉或不自觉（包含积极和消极、正向和负向）的奥林匹克影响。以辩证而不是割裂的视角来阐述奥运会的国际影响，显得尤其必要。
    第4，既然是国际影响，就应该把研究和思考触角延伸到国外，尤其是可见的境外媒体对于奥运会的报道，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举办城市和国家的评价与认识。因此，仅仅依靠本国媒介的言论来阐释奥运会的国际影响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
4.2  从整体和宏观到具体和微观的阐释原则
    为了尽可能科学地度量奥运会的总体影响，国际奥委会委托瑞士国际体育与科技研究院（AISTS）设计了“识别奥林匹克运动会总体影响的分析框架”，包括分析步骤和影响指标评价，提出了一个可以概括为“3个层面，2大类、159个指标”的评估体系。它将奥运会的总体影响归纳为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影响，认为识别奥运会总体影响的最好做法是对主办地区举办和不举办奥运会两种情况进行比较，设计了42个环境指标、57个经济指标、60个社会文化指标。 AISTS的框架分析报告还规定了每项指标的所属领域、指标类型、监测频次、监测地理范围、指标定义、监测目的、统计方法与测量单位、测量程序。
    综合其他各类相关研究者的研究理念，不难看出：奥运会国际影响研究的整体和宏观、具体和微观是相对而言的，其相互之间也是紧密关联的。也就是说，宏观数据和指标也是由众多微观现象体现和展示出来的，用159个指标体现奥运会总体影响就是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产物，而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的3个大类的区分，也是建立在整体分析和具体综合的思维基础之上的产物。
    因此，确立类似研究的方法论需要把握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第1，奥运会的总体和宏观影响是在系统调控思维和组织管理观念的统摄下产生的，也是在实际的运作和实施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在宏观和整体研究层次上，研究领域和框架设计不能有重大遗漏和交叉。在微观和具体研究层次上，研究对象不能有含混和重叠。比如从宏观上看，奥运会对城市布局和市政建设的影响必须在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3个领域中寻求到一个归属，但从微观层次看，其具体的微观的现象又可以在不同的3个领域中寻求到各自的归属。
    第2，奥运会影响研究必须明确作为一个宏大的国际性节事（event）活动系统，奥运会任何一个具体的或微观的领域或因素的变动，都将影响奥运会最终的总体效应。不遗漏核心指标和明确各指标间关系，是这项研究取得方法论合理性的重要体现；而同时，定性的关系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并非所有现象和事实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用数量化的统计关系来表示，这就需要极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在无法取得足够精确和合理的数据时，定性的关系研究往往是最理想的选择。
    第3，奥运会的国际影响研究，无论是整体和宏观，还是具体和微观研究，都必须坚持其影响机制的阐释原则。也就是说，不能将各个领域的研究割裂开来审视，而应该注意任何一种影响的发生机制和机理，并且力求给予科学的阐释。如北京城市的国际形象的形成与北京市民的素质、北京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北京城市建筑（含体育场馆）等有相关关系。奥运会对于北京的国际形象研究就应该揭示这些因素之间的逻辑先后和主次关系或者说一般关系，力求通过具体和微观的现象，描述出最令人信服的结论。
    第4，奥运会的国际影响是全方位和多层面的，研究者几乎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影响领域，有时可能也很难寻求到最一般的微观与宏观的传递机制、整体和具体的换转机制。因此，特定化地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中暂时得出最有研究对象特色的结论是可能的，也是应该可以接受的研究结果。
4.3  结构性静态分析和功能性动态研究原则
    一个大型的持续时间长、辐射范围广的国际社会节事，其所能传达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效果势必会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北京奥运会影响的应然、或然、实然范畴。北京奥运会应该达成怎样的国际影响，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这些效果，事实上影响究竟如何（实在和评价），这些问题都是相互明晰地做出回答的。可以说，奥运会影响的应然、或然、实然范畴是我们在面对奥运会影响研究时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我们把握研究的客观性和现实性的心中律令。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地根据国际惯例和国内传统等因素，归纳出最一般的某一个领域的国际影响规律，然后返回研究的素材中去寻找影响这些规律的可能因素，最后要对产生的影响做尽可能客观的事实陈述和合理的价值评判。
    由于目前我们可以查阅到的奥运会经济影响的文献较多，因此暂且以几个奥运会经济影响研究的成果为例，来阐释结构性静态分析与功能性动态研究原则的应用。
    2002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付磊的博士论文《奥运会影响研究：经济和旅游》根据节事经济影响原理、宏观经济学有关理论和奥运会本身的特征，探讨和构建了奥运会的经济影响机制，认为奥运会首先作用于主办地的支出、形象和技术；然后通过经济系统中的互动机制最终体现为产出、收入、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的变化。
    同年，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奥运会？——悉尼奥运会的社会影响》一书，该书从大众媒介、安全保卫、种族认同、住宿接待、文化遗产、奥运经济、国际形象、民主政治、环境保护9个方面阐述了悉尼奥运会的社会影响。
    方福前的《论研究奥运经济影响的思路与方法》（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一文也较好地结合了静态和动态分析。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及采纳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可以发现，结构性静态分析往往是奥运会影响研究的统摄性方法，而功能性动态研究方法往往是在结构性静态分析方法确立的理论或现实框架下纵向展开的。当然，这只是研究和写作体例的习惯或者范式，并不能完全说明奥运会的时空影响（尤其是国际影响）是可以割裂的和两者有轻重或先后逻辑之别的。时间、空间和质只是事物发展的不同侧面，研究者不能因为研究范式而忽视其协同和共生特质。
    遵循以下基本观点，有利于确立有效的研究方法论：
    第1，结构性静态分析可以相对准确地把握奥运会国际影响机制的横向结构，并客观地分析构成各个结构的重要因子。比如奥运会的国际影响一般在哪些领域中体现得最鲜明和突出，这些领域与奥运会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领域相互之间的传承机制如何，这些因素的结构性运动的规律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根据研究条件而尽量给予回答。
    第2，虽然奥运会举办期限和地点是固定的，但其产生（国际）影响的时空却往往具有难以精确和及时把握的特性。申办、筹办、举办、赛后的四个时空影响是不易准确界定的。从动态发展的角度看，以往的相关事实已经为我们展示了不少不同阶段奥运会影响的鲜活例证，但是不同阶段的划分就有分歧，而各个阶段产生的国际影响也有领域不同、程度不同、进度不同的状况。研究者只能根据国情和课题需要，局限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第3，功能性动态研究可以将奥运会国际影响研究的时空阈进行符合研究者需要的灵活调整，也有利于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构建自身的研究方法论。这与不同举办城市和国家的发展水平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发展战略有密切关系。
4.4  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分析原则
    为了进一步规范奥运会承办者的组织工作，国际奥委会于1999年开始实施“知识转让”项目（Transfer of Know How，简称TOK），即通过签订商业协议，由奥运会组委会将其所有知识出售给国际奥委会，并用于今后的奥运会主办者。
    2002年以来，国际奥运会倡导和支持成立的OGKS（Olympic Games Knowledge System）在近年来举办过奥运会和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城市召开了一系列论坛和专题讲座，在世界奥林匹克大家庭范畴内广泛交流和传递了奥运会的相关知识和理念，特别是在申办、筹办、举办和赛后总结的层面上奉献出颇有价值的奥运会运作经验和教训。可以说，OGKS建构了一个分享世界各国举办奥运会经验的绝好机遇，搭建了一个已经举办、有意申办或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城市之间友好交流的广阔平台。2004年，澳大利亚政府出资、奥运机构和高校参与的SKA （Sport Knowledge，Australia），由澳大利亚政府出资670万澳元，成立了奥林匹克公园事务管理局、悉尼大学、悉尼科技大学合作组建的公司，它为奥运会主办地向筹办奥运地传递经验打开了一扇门。
    以上事实表明：在举办奥运会经验的共享方面，国际上正在形成良性的合作态势。这也从一定意义上说明：奥运会国际影响研究应该也必须采取国际比较的方法。
    国外大量的奥运会国际影响研究还集中体现出重视历史比较的特性，2001年出版的《奥林匹克梦想：大型赛事对当地政治的影响》一书纵向比较了美国 1984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1996年亚特兰大夏季奥运会、2002年盐湖城冬季奥运会对于当地和美国的政治影响（广义的政治影响包括经济在内），作者继而提出了几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何评价作为城市大型节事的奥运会；城市如何以及为什么做出承办大型赛事的决定；有关大型节事的相关政策是如何制定的；什么是举办一个大型赛事的后果；组织大型赛事能够告诉我们城市政策的什么规律？由于该书是2002年盐湖城奥运会举办前出版的，作者的意图之一明显是希望为盐湖城举办奥运会提供思想素材。
    而反观我们的许多奥运会研究成果，似乎不大注意连续性的历史比较思维。也许由于距离奥运会还有3年多，相关研究不易展开，相信在今后的几年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纵向性历史比较研究成果。
    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方法是对于奥运会国际影响研究同等重要的方法论，但是现实领域里不少实际工作者和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还是有些不同。讨论奥运会的国际影响主要的是总结他国以往经验、本国以往承办大型体育赛事的经验还是本国筹办的现有条件，这可能是每个奥运会筹办城市和国家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它自然成为我们确立研究奥运会国际影响的方法论的一个立足点。
    第1，最近以来的各届奥运会无不把借鉴其他国家和城市的经验作为各项筹备工作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国际奥委会的OGKS（Olympic Games Knowledge System）信息服务系统。和澳大利亚政府建立的SKA(Sport Knowledge, Australia)奥运会知识资源推广战略都是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典范，值得借鉴和学习。
    第2，无论其他城市和国家举办奥运会的模式和中国的差别有多大，进行奥运会国际影响的国际比较研究总是可以在异中求同，同中求异。这是一般的比较研究的辩证法。
    第3，撇除不同城市和国家举办奥运会模式的差异，中国特色的奥运会国际影响研究必须树立立足时代差异的（包括与本城市举办过的其他国际体育赛事进行比较）历史比较分析和阶段递进原则，这是保证奥运会国际影响研究客观性的基本要求。
4.5  前瞻性和对策性相结合探究原则
    哲学界有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因为现代人无法预测后代人需要什么和需要多少，因此现代人根本不可能为后代人考虑得体和到位。而预测学的观点也指出：往后推及的时间越长，预测的难度越大，预测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也越小。社会科学领域甚至还有观点认为社会本身的发展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因此预测是不现实的。
    与此同时，对策研究也遭遇过一些困境。最突出的矛盾表现在：研究者往往没有从事相关具体事务的经历和经验，因此其研究结果基础上的对策往往与现实有一定的隔阂，其提出对策的动机也往往被认为是“客位”意识；而从事实际事务的人员往往不参与具体的理论和学术研究，他们的工作总结中的对策往往缺乏理论和逻辑依据。
    尽管如此，前瞻依然是理论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它立足客观现实和把握客观规律而进行的合理推测和判断依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至少是相对的科学性。而预测也仍然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它建基于理性的选择和现实的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这类研究成果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基本采纳了立足本地原有基础与自身发展趋势和根据外国经验确立增长率的做法，来预测主办奥运会给当地经济（包括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往往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为相关部门提供合理化建议，悉尼奥运会相关研究的最后结论是悉尼奥运会使该城市的国际形象提前了10年。
    因此，探讨奥运会的国际影响应该总结其他奥运会筹办同期的国际影响、本地以往相关部门和行业的发展速度、本地当前现有的条件（包括各项投入和消费），只有这样才能提出当前的应对策略。由于受到资料的局限和获取资料渠道的限制，这个任务对当前任务紧迫的中国学者来说是一个难题。然而，我们还是必须确立必要的研究方法论。
    第1，举办过奥运会的世界各国几乎都有筹办奥运会阶段乃至申办奥运会阶段的前瞻性和对策性研究成果，这些材料应该成为奥组委或者奥申委的重要思想素材。而以往各届，尤其是近年来几届奥运会结束以后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应该对于奥运会影响的前瞻性和对策性研究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
    第2，前瞻性研究是对策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虽然前瞻性研究必然因时间界限的前置和事物发展的复杂性，而难以达到成果的精确性，但它确立的研究领域和影响的发生机制等，依然对制定相关对策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性。
    第3，对策性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奥运会筹办的各个相关部门采取的一系列相关措施，从而将“社会行动者”的具体行动作为内在指标融合进研究者的研究体系中，这也是确保前瞻性研究获得精确性的重要条件。
4.6  理论基础构筑与制度构建原则
    理论研究之所以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因为理论自身是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方法的基础上产生并一般得到实践检验的。
    可以说，奥林匹克的国际影响是一个可以在国际关系、国际传播、全球化、现代化、国家战略研究等众多维度展开的学术命题，但也是一个与相应的制度构建在历史与逻辑链条上相互影响的重要纽结，纯粹的理性思辨和盲目的制度构建都是不科学的。
    奥运会主办地的制度构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了配合和协调奥运会的筹办和举办对原有的机构或制度做相应的改变，一是专门在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内部设置某些特殊的部门以达到主办地的自身目的。前者如中国，为了支持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确保北京顺利举办第29届奥运会，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2003年3月联合发文，给予北京奥组委、中国奥委会、国际奥委会和有关奥运会参与者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后者如韩国、澳大利亚和悉尼，1988年汉城奥运会组织委员会专门设立媒介运营部和东道主广播公司，来承担奥运会的媒介服务运营管理任务；2000年悉尼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在媒介服务部门之外设立专门部门来承担记者的住宿、交通和安保；2004年雅典奥运会组织委员会成立了记者注册中心（MAC）,单独负责各类记者的注册工作。这些制度构建的设计和实施都建立在相应的理论研究和理性思辨的基础上。
    第1，许多重大制度的变革往往都是在独到的理性思辨的前提下完成或实现的。
    第2，虽然理性思辨自身就是一种研究的必然要求，但是结合奥运会国际影响的相关制度进行理性思辨显然有利于推动现实制度的改革。
    第3，涉及奥运会国际影响的制度构建（如媒介服务制度）研究，必须建立在理性思辨的基础上。
     作者：易剑东（北京体育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