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基本理论
    对于体制与制度的区别，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多数学者认为二者在概念上有差别，本质没差别，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约束人的行为的规则体系。故体制成本是指整个社会体制设计、运行、维护等过程中全部费用的投入与损失，是一种社会成本。
    体制改革成本有多种解释，一般认为它是在社会改革中社会成员为改革所耗费的全部投入和代价。从制度变迁时间的角度可分为准备阶段成本、过渡阶段成本和完善阶段成本；从成本发生原因的角度可分为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另外还有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或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和财力成本等划分。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效益是单位、个体、社会在体育改革过程中所获得的所有效果和收益，可以是物质的或是精神的，一般分为竞技体育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成本与效益均受不同改革方式、不同利益主体、不同约束制度的影响，尤其是体制变迁方式。
2  体制变迁对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影响
    诱导性和强制性体制改革是依据体制改革的主体不同划分的，依据改革速度不同又可以划分的激进式和渐进式体制改革，它们之间可以组合成四种不同的体制变迁运行模式。划分标准不同、组合不同，对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影响也不同。第一种，强制性制度创新+激进的组合。鉴于自身改革主体、方向、速度的优缺点其成本与效益表现为：改革的信息成本、宣传成本、体制选择的决策成本、体制脱节的真空陷阱成本减少；其利益格局变化大，使新旧体制转换的摩擦成本、搭便车成本、权力高度介入的寻租成本、体制的维护成本增加。第二种，强制性制度创新+渐进方式的组合。改革主体是政府、改革速度是渐进因而其成本与效益表现为：体制改革的宣传成本、信息成本、体制摩擦成本、真空陷阱成本、搭便车成本的机率增加必然使改革的成本增加。第三种，诱导性制度创新方式+激进方式的组合。从整体看是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方式，在单个制度的安排上有激进性质。其特点：改革所涉及的信息成本、宣传成本、新旧体制摩擦成本、真空陷阱成本、搭便车成本等相对其他改革模式的成本均会减少，其体制改革的效益也相对提高，尤其是其改革后的经济效益会明显提高。第四种，诱导性制度创新方式+渐进方式的组合。该模式是以市场微观主体为制度变迁的主体，通过微观主体的内在制度需求，来渐进地、缓慢地推动制度变迁。成本与效益的特点：改革的社会震荡小，方向明确，成功机率高；搭便车的成本高，权力寻租多，真空陷阱成本高，成本向后堆积程度高。
    当前我国正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体制的改革采用方式是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渐进式改革。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改革必须顺应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3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概述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是在体育体制改革所耗费的全部投入和代价，包括体制创新设计、实施、运行过程中的投入，及社会成员因利益调整而付出的社会代价。其基本内容：准备阶段的信息成本、决策成本、宣传成本；过渡阶段的体制摩擦成本、体制脱节的真空陷阱成本、体制公共性的搭便车成本、权力介入的寻租成本；完善阶段成本。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效益是单位、个体、社会在体育改革过程中所获得的所有效果和收益，可以是物质的或是精神的，可以是个体的或者是国家社会的，一般分为竞技体育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前者主要内容有政治效益，育人效益，文化效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后者有体育彩票，发行体育股票与债券，体育赛事的经济效益，体育协会与体育俱乐部的经济效益，与体育相关产业的间接经济效益。竞技体育改革成本与效益有着紧密的联系，有学者认为成本与收益可以相互转化，具有货币换算的函数关系。
4  我国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成本与效益的特点
    传统经济条件下，我国体育事业经费从“一五”到“五五”期间国家财政投入分别为9598万元、16551万元、29899万元、64533万元、 120629万元，外加三年调整期13064万元总计258274万元，而社会投入为0万元；参加亚运会2届，获得金牌84枚、银牌100枚、铜牌73 枚；举行全运会3届超、创世界记录16项次。因此，该时期竞技体育是在党领导下的一项公益事业，不计成本，只注重其社会效益，忽视经济效益；管理高度集权，运行的主要机制是行政职位制，利益边界模糊，往往是以上级利益为中心；排斥商品化经营和市场机制，没有形成经济实体，是非经济行业，它的唯一利益主体是政府。因此，其利益主体单一，国家成为竞技体育利益的总代表；利益层次呈明显的纵向利益关系；利益刚性化。这样就决定了该时期竞技体育制定运行的成本政治效益高，而经济效益低。所以，该时期成本与效益的不合理性在国家整体经济体制的转轨的大趋势下，必然会被改变。
5  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竞技体育成本与效益的特点
5.1  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成本
    纵观国家体育的改革，政府控制竞技体育的行政权力并没有放，只是在形式上有了改变，给了部分经营权，为走市场和社会化提供条件；在改革的初期，收到一定的效益，但中后期又会障碍运行。改革中后期，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同时对竞技体育运行的社会资源配置起作用，计划配置在实现竞技体育公益性和事业性方面起作用，市场配置在竞技体育的产业性方面起作用。自1981年以来我国体育事业资源配置的基本概况不难看出，我国体育事业经费的来源有国家财政和社会投资两种，社会投资自1993年才开始投入，并且成逐年上升趋势；国家财政自1981年来总体有上升的趋势，并有所波动，但是在体育事业总经费中的比重逐年递减的势头。优秀运动员的经费自1993年出现社会投资，投入量每年增加；但是与财政拨款经费相比，长幅较小、比重较低。体育基本建设经费仍然以国家为主，地方投入较少。体育系统职工人数逐年递增到1999年，2000年后开始有下降的趋势。
    通过以上对竞技体育的物质资源的配置成本情况的基本分析，说明了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方式是政府计划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配置起较次要作用。
    竞技体育人力资源包括现实的人力资源和潜在的人力资源。竞技体育现实的人力资源由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一般职工构成。人力资源构成的要素有两个基本方面：人力资源的数量；人力资源的质量。从1981-2005年分时期体育系统职工人数表可以看出“九五”以前体育系统职工人数呈递增趋势，“十五”期间体育系统职工人数情况则呈递减趋势。总体而言，转型期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成本仍然以政府支付为主，社会配置为辅，后者在逐步扩大。
5.2  经济体制转型时期我国竞技体育的效益
    竞技体育的效益主要体现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社会效益可以通过运动成绩来体现。我国自1981年至今共参加夏季奥运会6次，获得金牌112 块、银牌96块、铜牌78块；参加亚运会6次，获得金牌742块、银牌484块、铜牌337块；我国全运会的奖牌数也在逐届增多，破世界、亚洲和全国纪录的人数、人次、项次愈来愈多。1949-1999年间中国运动员共获1249个世界冠军，创世界记录983项次；2000-2004年间获世界冠军人数，世界冠军个数分别达到639人和479个。该时期经济效益包括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直接经济效益，如社会筹集方面企业赞助与捐款、发行体育彩票、建立体育基金会、银行投资、发行体育股票与债券；经营收入方面：俱乐部与行业体协、体育产业、体育广告、体育赛事转播权、体育竞技表演、体育比赛冠名权等。通过对我国的竞技体育体制的渐进式改革分析，从竞技体育的组织管理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的现实情况看，仍然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投入为辅，运行成本在逐渐下降，开始产生经济效益，但仍以社会效益为主。
5.3  转型时期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影响因素
    第一，不同改革方式对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影响。体制改革依据其改革的主体不同和改革的速度不同被分为诱致性改革和强制性改革、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方式不同其成本与效益也各不相同。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方式是强制性的渐进式的改革。
    第二，不同的利益主体结构对竞技体育改革成本与效益的影响。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从利益主体的纵向层次看，是一个“国家—集体—个人”的“直线式”与 “服从式”的纵向利益关系；忽视了三者利益关系矩阵交叉式关系；部门、行业和地区没有横向利益，只有内部的利益关系；利益主体单一，利益刚性化。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竞技体育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利益层次逐渐向横向利益关系的方向发展，但纵向利益关系仍然明显。
    第三，不同成本约束制度方式对竞技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影响。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的约束制度也可以分为成本外部约束制和内部约束制度。前者是体育约束主体通过约束规则对体育运行主体进行约束，后者侧重体育运行主体自身的成本节约意识和成本的效益意识。
6  转型时期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优化评价
    首先，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可以通过整体渐与局部激进式改革相结合、成本的内部约束与外部约束相结合、利益主体多元化的途径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承认私有制经济，充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体制，兼顾了多方利益，调动要多方的积极性，提高了效益。
    其次，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评价。第一，成本管理评价，如竞技体育改革成本预测、决策、计划及控制、核算、分析。第二，社会效益评价如满足人民群众安全需要、满足人民精神需要、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环境保护和资源配置利用方面的评价。
    第三，经济效益评价如对竞技体育改革经济效益的定性分析评价、对经济效益的定量分析评价。
    第四，改革时机对成本与效益的评价。不管何时改革，其改革效益总是先下降后上升；因此，在改革初期人们的利益暂时下降是改革的正常情况，要克服眼前利益受损，着眼长远利益。最后是边际效益评价。体制变动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假定MSE为体制的边际效率，MSR为体制的边际收益，MSC为体制的边际成本，则MSE=MSR/MSC。
7  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优化选择
    依据组织管理体系、法律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对竞技体育运行的调控，竞技体育运行模式可分为以社会指导和市场调节为主、以政府行政干预为主和以政府行政干预与社会组织干预相结合三种。它们可以与体制变迁的四种组合模式进行随机组合。其中社会指导和市场调节为主的竞技体育运行模式可选择的两种组合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渐进式的组合或诱致性制度变迁+激进式组合。以政府行政干预为主的模式也可以选择两种：强制性制度变迁+激进组合或者强制性制度变迁+渐进式组合。而以政府行政干预与社会组织干预相结合的模式可以选择四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渐进式的组合或者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激进式组合；强制性制度变迁+激进组合或者强制性制度变迁+渐进式组合。因此，我们认为以政府行政干预与社会组织干预相结合的竞技体育运行模式在体制改革中较优于其他两种。
    总之，转轨时期我国竞技体育运行模式是政府行政干预为主的模式，最适合的体制变迁方式是以政府行政干预与社会组织干预相结合的运行模式。从社会的发展趋势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竞技体育的运行模式，应该是社会指导和市场调节的运行模式。  
8  结论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是在体育体制改革所耗费的全部投入和代价，包括体制创新设计、实施、运行过程中的投入和社会成员因利益调整而付出的社会代价。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效益是单位、个体、社会在体育改革过程中所获得的所有效果和收益，可以是物质的或是精神的，一般分为竞技体育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者均受不同改革方式、不同利益主体、不同约束制度的影响。
    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竞技体育的运行成本高，经济效益低，只追求社会效益，政治效益高。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我国竞技体育的资源配置政府计划起主导作用，市场配置起较次要作用；市场配置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运行成本在逐渐下降，开始产生经济效益，但仍以社会效益为主。
    转型时期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可以通过整体渐进与局部激进相结合，成本的内部约束与外部约束相结合，利益主体多元化的途径优化；其评价可以从成本管理方面、社会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方面以及改革时机选择和边际效益等方面反映。
    转型时期中国竞技体育运行模式是政府行政干预为主的模式，并逐步向以政府行政干预与社会组织干预相结合的优化运行模式发展；从社会的发展趋势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竞技体育的运行模式，应该是社会指导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模式。
    作者：李艳翎（湖南师范大学）
    赵贵保、罗华敏、章淑慧、张恒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