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办体育,浙江不拘一格降人才,“社会力量”成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补充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各类传统体校始终是培养优秀青少年选手的主阵地。但随着体育改革的深入,社会力量也正逐步成为我国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的重要补充。
  正在山西举行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共设49个大项,既设体校组,又增设社会俱乐部组,体现鼓励“开门办体育”,以努力呈现多种路径培养体育后备力量的新景象。
  学训兼顾,成才亦有道
  体校有专业师资、器材、环境等方面的优势,学校则有教育教学方面的优势,体教结合无疑是破解当下青少年体育培养矛盾、尤其是业训矛盾的有力手段。
  二青会射击赛场上,记者就见证了多项特殊的“体教结合”——体校甲组女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赛场中,射落冠军的19岁浙江小将杨倩就是一名如假包换的“学生运动员”。2017年,她参加高考成为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生,不少年轻的运动员也以她为榜样,想要进入更高学府进修,争取做到“射击、学习两不误”。
  杨倩的队友俞芷欣,也是“体教结合”的受益者。她是诸暨海亮教育集团的一名高二学生,每天在课后进行两小时左右的训练,但因天赋好,目前已经达到该项目在国内该年龄段的较高水平。海亮教育集团开展篮球、足球、射击等项目的业余训练,并引进聘请高水平教练,和当地体育部门展开深度合作,文化课教学质量、竞技体育成绩比翼双飞。
  俱乐部模式,让培养方式更多元
  二青会马术项目也设置了社会俱乐部组的比拼。乙组障碍团体赛项目中,浙江凯易路马术俱乐部派出李依桦、尤彦贺、俞歆悦、汪沙璇组合并夺得一金,教练贾海涛告诉记者——社会俱乐部组比赛的设立,从国家队角度上可以通过比赛发现更多可塑之才,而运动员本身也获得了难得的展示机会。
  实际上,浙江马术队就是由浙江凯易路马术俱乐部与浙江省体育局合作共建,曾在全运会上为浙江赢得过诸多荣誉。
  这种合作模式实现了双赢——省里出了部分资金,通过合作办队。俱乐部则借助平台积累运动员们的参赛经验,既培养了人才,又扩大影响力,还提升了美誉度。
  15岁杭州小将黄瑞宁参加的是网球社会俱乐部甲组比赛,妈妈余菁直言与体校相比“各有利弊”。对于俱乐部训练的好处,余菁感触颇深:“选择俱乐部模式,可以让孩子两条腿走路,学习训练两不误。”
  多方支持,让社会力量走得更远
  为鼓励像黄瑞宁这样的“俱乐部选手”,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人才培养,二青会出台了很多鼓励措施,给拿到名次的运动员评定运动员等级就是一大举措。从网球项目来讲,如果能够进入男单32强就能拿到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而如果打进前四强,则能拿到运动健将的证书。
  本届青运会我省共有168支(队/组)1805名运动员报名参加38个大项、48个分项的预赛,其中社会俱乐部组有54支(队/组)运动员555人。在排球、篮球、击剑、马术等项目上,社会力量的加入显得尤为突出。以篮球项目为例,本届青运会浙江共有6支参赛队伍报名,4支为社会俱乐部组。
  “开放办体育”是二青会的突出办赛思路,浙江各俱乐部的广泛参与,对于扩大人才来源和参与面,充分调动社会各层面参与体育的积极性,意义重大。嘉兴辅成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负责人乐剑林认为,社会力量介入有助于突显区域体育特色和优势,能进一步加速当地体育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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