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昭（原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体育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

    中国体育文化扎实发展有两个重要时段：一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大约七八年；二是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大约10多年。
    第一段时期内，新中国百废待兴，竞技体育基础贫瘠，游泳、举重、田径、乒乓球等项目的优秀运动员率先突破，实现了夺取世界冠军和打破世界纪录的壮举，涌现出吴传玉、陈镜开、郑凤荣和中国乒乓球队等榜样，尤其是留下了一段段民众当中很有影响的动人事迹和“人生能有几回搏”等激励人心的壮语。《水上春秋》、《冰上姐妹》、《女篮5号》、《女跳水队员》等体育影片应运而生。这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并超越体育领域的社会正能量。
    第二段时期内，在十年荒废之后，女排、体操、跳水、射击、举重等项目取得了一大批得到世界体坛公认的优异成绩，李宁、郎平、容志行、许海峰、高敏等人成为妇孺皆知的明星，全国十佳运动员评选牵动了千家万户。体育成就在重返奥运大家庭等时代重大事件中占有突出位置，从大赛纪念邮票，到《扬眉剑出鞘》、《中国姑娘》等报告文学，体育成了许多文化形式的创作题材。每届奥运会后，在人民大会堂的一场“拼搏之歌“报告会引发了人们的爱国激情。“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拼搏精神”、“志行风格”形成中国体育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具象。
    体育作为人类文明和文化教育的载体，具有其他平台难以替代的承载作用和功能，中华民族在这方面更有自己的良好传统。

体育文化充实发展要内外兼顾

    体育文化是体育的外延和内涵。前者常常被视为一种包装，后者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过程是起伏间或的，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和主观认识的摇摆，体育文化兴盛并不是总能得到充分重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外部条件变化，职业体育被引入中国，社会化进程一夜之间迈开了大步。经济条件的改善、竞争机制的运行，既可以为训练竞赛带来动力，也可能使原有的文化内涵受到冲击。在精神与物质、利益与境界等矛盾交织的社会背景下，体育事业迅速从运动竞技、大众健身拓展，延伸到体育经济、体育文化等日新月异的门类。
    中国是一个体育发展中国家，无论建设体育强国还是体育大国，都应当承认现在还不是体育发达国家。衡量体育发达国家的标准，不仅要看到物质条件和基础，更要是否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奥林匹克运动中，体育和文化是与生俱来的有机体。譬如希腊，尽管在现代竞技中的竞争实力只是中上水平，但从雅典到奥林匹亚，乃至希腊社会，无不让人感到那是倡导运动国度，是热爱体育的民族。

不讲文化的体育是危险的

    没有文化的体育是野蛮的，有缺陷的，甚至是危险的。加强体育文化建设，要学习和借鉴一切优秀成果，更要靠自身不懈积淀，不能指望通过“快餐”速成。
    一位曾经担任中国足协负责人谈到恒大“烧钱”时曾说：“欧洲顶级联赛哪个没有几家豪门俱乐部？中超出现豪门，很正常。”看得出，这里的“豪门”标准就是资金投入的规模。殊不知，真正意义上的豪门必是“百年老店”，皇马、曼联等俱乐部经过一个多世纪经济、社会、体育多方面的历练，植根于几代球迷心中，立足于体育市场之上，连同诺坎普和老特拉福德等见证沧桑的球场，构成了以俱乐部为圆心的文化圈，并成为独特的文化符号。中国足球怎么能把只有三四岁的“孩子”当成豪门，笑话！
    在荷兰阿贾克斯俱乐部博物馆里，小孩子盯着玻璃窗内那只又脏又旧的足球鞋，听妈妈讲述当年巴斯滕穿着这只鞋驰骋欧洲赛场的故事。这里俨然成为励志教育的课堂。类似的情景在欧洲顶级俱乐部和美国NBA 比比皆是。
    早年，中国乒乓球队里有《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谈话，有人梯精神、小老虎精神，有“智多星”、“魔术师”等称得上乒乓艺术的绰号。没有比队魂更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了。

重拾传播体育文化的社会责任

    新闻传媒中的体育信息是公众了解比赛胜负的途径，也是交流体育文化的渠道。几十年来，在争相阅读体育报刊、全家围坐收听电台直播、挤在会议室看黑白电视的时代，体育报道是社会生活中最为活跃的内容。《新体育》杂志单期发行量超过百万，《足球》等专业报刊和电视台体育频道相继推出，满足了大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
    但是，一些体育新闻传播很快由活跃进入无序、低俗，甚至造假。中国拿下的奥运金牌越来越多，单纯报道胜负已不足以夺目，为吸引关注、赢得利益，报道重点转移。好看、好玩成为投身体育的主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体育和健康在大众当中受到空前重视。中国体育到了必须以文化内涵作为持续发展主要动力的时代，重拾传播体育文化的社会责任。随着深化改革，相信距离结束这种状况的时候已经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