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乔被中国足协解职后，由谁统率未来的国家队令人关注。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就把新帅推向前台，显得既仓促，又草率，因此由一位过渡性主教练代行职权，暂时指挥球队作战，选帅从长计议，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在中国足球历史上，类似的过渡职务不乏其人——
    1982年初，苏永舜率国足在世界杯亚大区决赛附加赛1比2负于新西兰队无缘西班牙决赛圈后不久，赴加拿大照顾生病的父亲，由于时间较长，无法带队备战当年的新德里亚运会。在这种情况下，张宏根代行主教练权利。经过世界杯预选赛的洗礼，国脚们在心理上遭受“创伤”，征战亚运会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水平。尽管张宏根想方设法，但成绩不尽如人意，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0比1负于朝鲜队，未能晋级淘汰赛。
    上世纪80年代，国家队第二位行使“过渡”职能的主教练是足坛泰斗年维泗。1985年“5·19”后，由谁出山收拾残局令决策者颇费脑筋。权衡再三，只能派出老帅。记得当时年维泗出山时曾有过表示，过渡期大致一年，然后向新帅交权。年维泗重掌国足后，中国足坛“热闹”了一阵——那时，国家队分为红黄两队，红队由除辽宁队外的各路好手组成，黄队则是李应发带领的全国冠军辽宁队的班底，两队在各地进行过多场较量，红队始终占优。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赛前，中国队受邀同意大利队热身。在那场比赛前，“红黄之争”宣告结束，马林等数位黄队优秀球员补充进红队，由年维泗统军赴那不勒斯与世界冠军交锋。当年举行的汉城亚运会是年维泗执教生涯的告别赛，虽然在四分之一决赛点球负于科威特队，但年维泗却将一支较为完整的球队交给了他的学生高丰文。在他“过渡”的一年中，他对后备教练培养付出的心血同样令人感动。
    1993年“伊尔比德兵败”让施拉普纳遭遇信任危机，尽管后来他还拥有主教练之名，但权利在1994年已移交给戚务生。作为执行主教练，戚务生一上手便在工体号令三军将意甲桑普多利亚队打得落花流水，这为他日后转正奠定了良好基础。与前两任“过渡主教练”不同，戚务生在过渡期内的指挥得最出色的战役是广岛亚运会，而且银牌是迄今中国男足在这项赛事中取得的最好成绩。不仅如此，在比赛中，巴林、伊朗、科威特等西亚强队相继被中国队击败。交出这样的成绩单无疑是令各方满意的，戚务生结束“过渡”转正也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1999年，英国人霍顿未能将中国国奥队领向悉尼奥运会，他在国家队主教练的职务也因此难以为继。在新任主教练尚未确定之际，金志扬代行主教练权利。当时，金志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亚洲杯预选赛，由于对手较弱，中国队不仅三战皆胜，而且未失一球。这一战绩让金志扬可以坦然地向米卢“交权”，毕竟赢球是硬道理。
    教练员在国家队的“过渡”绝不是单纯地“看守”，其间同样肩负着使命。曾领受过“过渡”任务的教练员，每个人在工作中都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虽然他们“过渡期”内的偏重点各不相同，但都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对于新一任即将代行国家队主教练职权的教练而言，人们期望他同样不辱使命，因为这关乎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

（李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