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郭川——陌生的老同学

(作者为原中国体育报记者、现美国德保罗大学教授)

  郭川与我于1996年至1999年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读在职研究生,毕业后各奔东西。我于2000年赴美留学,他好像在那时迷上了帆船运动。毕业后我一直与他没有联系,只是听别的同学说他后来转为职业帆船运动员,还参加了国际大赛。

  我们毕业后第一次见面是在2010年。几位北大同学为我回国接风,郭川也开着一辆凌志跑车来了。他和我开玩笑说:“你都博士了,要不回国来个‘学而优则仕’吧!”我也打趣说,我更想往他“富而裕则玩”的生活。他笑笑,没有辩解。席间聊起各自未来的打算,他说他要去法国训练,为环球航行做准备。我当时暗想:“真会玩啊!”分别时我们拥抱了一下,觉得他的肌肉如石头般坚硬,这才让我第一次把他和职业运动员联系起来。

  两年后,郭川完成了不间断单人环球航行。我在北大同学微信群里看到各种报道和视频后,情不自禁地写了一段话:“上次聚会谈到他的计划时,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听得漫不经心。今天我才从每一帧视频里、每一句访谈中,感受到了动魄惊心。”从那时起,我开始觉得他是我陌生的老同学了,虽然我钦佩他的勇气与胆量,但我不理解他那么做的意义,觉得他玩得太大了、太冒险了。我甚至想:“这就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吧?”

  不久之后,我同事Patrick Murphy教授赠给我的他的研究专著“Mutiny and Its Bounty: Leadership Lessons from the Age of Discovery”(《叛乱及其赐赠:来自航海大发现时代的领导教训》,该书以哥伦布等航海家在航行中平息船员叛乱的故事来阐述管理学原理)。读的时候,我不自觉地把哥伦布和七下西洋的郑和联想到一起。结果,我发现了哥伦布航海与郑和下西洋的不同,进而想到了我和郭川的不同。

  郑和的船是160多米长的巨舰,船队浩浩荡荡两万余人。七下西洋的过程是稳扎稳打的步步推进,第一次只到达越南、印尼,第二次到达泰国、印度,然后到达斯里兰卡、沙特,最后到达非洲东岸。而哥伦布尽管只有40米长的小船,随行只有几十人,但他第一次出海就一头直扑美洲,绝不循序渐进。为什么?就是因为哥伦布知道地球是圆的,而郑和不知道!郑和总觉得愈行离家愈远,而哥伦布却坚信向前就是归程。

  我和郭川之间也差了一个信念。我觉得冒险是玩火,会殃及已经拥有的;而郭川肯定认为冒险是突破,会带来新的拥有,因为他曾说:“好奇与冒险本来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品性,是人类进步的优良基因,我不过遵从了这种本性的召唤,回归真实的自我。”

  好奇与冒险是最容易在优渥生活中迷失的品性。一位美国教授和我聊起美国连绵不绝的创新时,说得很精彩。他认为美国每个人或其祖上都是把根从祖国拔起,来到美国重新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的。这种重新活一遍的冒险精神,遗传到下一代就成了美国的创新基因。他说中国号召全民创新,美国则不用号召,因为冒险与创新就在血液里流淌。

  因不知地球是圆的,远比哥伦布技术先进的郑和下西洋成了航海大游行,比郑和晚了80多年的哥伦布却开创了航海大发现时代。若恐惧冒险,积贫积弱近百年的中国人,在温饱小康后,就有可能坐看下一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花落别家。在纪念自己环球航行两周年的文章结尾,郭川写道:“希望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在精神上的进步会像物质上的增长速度一样快,也希望我的所作所为能激励更多的中国人,走向海洋,勇于冒险,不要轻易被安逸的生活所困,让我们共同努力,重塑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有同学若斯,我不敢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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