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引诱、教唆、欺骗、组织、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是继2020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施行以后，“兴奋剂入刑”的又一重大里程碑。如此紧锣密鼓的立法工作，体现了国家对兴奋剂从严、从快的“零容忍”的严厉打击力度，能够更好地保障体育比赛的公平公正，保障运动员身心健康，引导公平公正的规则意识和树立健康的竞赛精神，更好地借助刑事手段和体育行业自治形成反兴奋剂长效机制。
　　《刑法修正案（十一）》相比《司法解释》更进一步，对于引诱、教唆、欺骗、组织、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犯罪行为的制裁，更具有针对性、准确性和全面性，实现了对涉兴奋剂犯罪的精准打击、要害打击。《司法解释》受制于既有刑法的罪名体系限制，只能在已有的罪名基础上进行解释适用，无法超出现有刑法罪名框架对一些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行为进行评价。因此，尽管《司法解释》释放了国家严厉打击兴奋剂的司法信号，但仍然无法打到兴奋剂违法犯罪的要害，例如，对于引诱、教唆、欺骗未成年人、残疾人以外的其他运动员非法使用兴奋剂行为，则仍属于刑法评价的空白。《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将引诱、教唆、欺骗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行为实现了入罪化，并将相关的组织、强迫行为作为从重处罚情节，新罪名的增设瞄准了兴奋剂犯罪的关键点，实现了精准有效打击。
　　在立法的特色上，《刑法修正案（十一）》主要有两个体现：一是，对接国际奥委会标准，体现了中国积极回应国际组织要求的大国担当和负责任态度。2016年10月8日，国际奥委会第五次奥林匹克峰会明确指出：促使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相关工作人员（包括教练员、医生以及其他人员）将负刑事责任。新罪名的增设，很大的亮点便是对促使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行为进行了制裁，切实做到了反兴奋剂的无死角和全覆盖。
　　二是，对接《反兴奋剂条例》等行政法规，实现了反兴奋剂的“行刑衔接”，严密了兴奋剂防控体系和兴奋剂违规的制裁体系。我国打击兴奋剂的态度一向坚定，曾先后颁布了《反兴奋剂条例》《反兴奋剂管理办法》以及《体育运动中兴奋剂管制通则》等行政法规和规章，对违规的运动员、辅助人员和行政人员都有相应处罚措施，尤其对运动员辅助人员组织、强迫、欺骗、教唆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行为严厉处罚，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新罪名的增设，精准回应了行政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规定，在处罚体系、责任体系上进行了对接，使得“构成犯罪的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再是“稻草人条款”，而是有了实实在在的刑法依据。
　　具体到新增罪名的犯罪构成上，有以下几个亮点：一是，同《司法解释》一起对兴奋剂的走私、非法经营等源头行为，和非法提供、引诱、教唆、欺骗使用等行为，实现了全链条的打击。行为类型上，对于引诱、教唆、欺骗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行为进行了明确制裁，并对组织、强迫行为从重处罚。二是，明确刑法评价的体育活动范围，即“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并非所有相关的兴奋剂违规行为都构成犯罪，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同时合理平衡了刑法处罚与行政处罚、行业处罚的边界。需要指出的是，鉴于刑法的概括性，同时新罪名作为典型的行政犯，仍需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或者行政立法，进行明确何为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以此来指导司法实践。同时，鉴于兴奋剂使用规律的特殊性，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对于赛外检查，尤其是赛前准备阶段内发现相关行为是否属于新罪名的评价范围。三是，犯罪主体属于一般主体，本罪并非身份犯，既重点打击体育辅助人员，同时又避免其他人员实施相关犯罪无法评价。同时，新罪名没有规定单位犯罪，《反兴奋剂条例》第39条对体育社会团体、运动员管理单位向运动员提供兴奋剂或者组织、强迫、欺骗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行为，规定了处罚措施，刑法没有必要再增设单位犯罪，同时亦可以避免相关自然人假借单位犯罪来逃避处罚或者减轻责任。四是，新增罪名主观方面是故意犯罪，对于兴奋剂误服误用不属于刑法制裁对象，尤其对于“不明知”运动员参加竞赛类型而向其提供兴奋剂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于冲）（转自12月30日《中国体育报》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