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将引诱、教唆、欺骗、组织、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对此，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重要变化对提升反兴奋剂工作法治化水平，全面推进反兴奋剂斗争具有重大意义。
　　该负责人表示，推动兴奋剂入刑，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兴奋剂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实现反兴奋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在反兴奋剂斗争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升对兴奋剂问题的治理能力，首先要完善法治环境，健全反兴奋剂法律法规体系，加大对兴奋剂问题的惩处力度。通过刑事手段打击非法生产、交易兴奋剂和组织使用兴奋剂等严重违法行为，可以弥补现行反兴奋剂规则的局限性，提高违法成本，加大威慑力度，增强处罚效果，有利于从源头上遏制兴奋剂问题，维护纯洁体育，保护公众健康，同时也是国际反兴奋剂斗争的经验总结和发展趋势。
　　该负责人强调，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正式实施，在刑事处罚、行政执法和行业自律三个层面，打击使用兴奋剂的法律依据和手段都已具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要厘清刑事处罚、行政执法和行业自律的边界，做好相关规定的协调和衔接，从而构建完善刑事、行政、行业手段衔接配套的兴奋剂处罚机制，织成一道更为严格细密的法网。
　　首先，对于一般的兴奋剂违规，主要适用反兴奋剂行业规则进行处理。不论是查出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还是辅助人员实施的组织、强迫、欺骗、教唆、引诱运动员使用兴奋剂，以及向运动员提供兴奋剂，首先应由体育社会团体适用行业规则进行禁赛、罚款等适当处罚。对于运动员辅助人员实施的上述违法行为，不论是否涉及国际、国内重大体育竞赛，都可以继续依照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第40条追加处罚。如果涉及国际、国内重大体育竞赛，情节严重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其次，关于行政法规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的适用。《反兴奋剂条例》的立法宗旨主要是“控制源头，限制流通”，主要目的是打击药源，加强对兴奋剂生产流通环节的管控，追究法律责任的重点是非法生产、销售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等兴奋剂物质的违法行为。对于此类行为，依照《反兴奋剂条例》38条，应当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非法生产、经营的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和违法所得；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司法解释，可以按照走私罪、非法经营罪论处。
　　第三，关于司法解释的适用。司法解释的目的是如何适用现行刑法的罪名去追究刑事责任，与《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兴奋剂罪名是并行不悖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兴奋剂罪名，解决的是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和司法解释一直没能解决的引诱、教唆、欺骗、组织、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应当如何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这恰恰是体育运动面临的顽疾。因此，《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对《反兴奋剂条例》和司法解释是极大的支持和补充。当然，由于这是一个崭新的罪名，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势必需要司法机关对定罪量刑提供指导性意见，继续补充完善司法解释。
　　法治建设是个长期的过程，《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通过，对反兴奋剂斗争而言，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事件。随着刑事制裁手段的逐步完善，对兴奋剂生产、流通的监管短板又凸显出来，这就需要尽快推动修改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加强兴奋剂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切实把制度的笼子扎牢扎密，实现兴奋剂问题的“零出现”“零容忍”。（转自12月29日《中国体育报》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