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奥会不但给全世界的青少年运动员提供了自我展示的平台，也给我们打开了了解各国体育，尤其是青少年体育培养模式的窗口。通过梳理、介绍这些情况，希望可以给我国青少年体育培养模式发展，体育体制、机制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体教结合”行之有效

    如果评选近年中国体坛最热门的“改革关键词”，非“体教结合”莫属，做好“体教结合”，很多矛盾、问题可以避免。
    青奥会期间，记者遇到了很多得益于“体教结合”的运动员，比如美国3对3女篮的队员，该队头号球星，2014年奈史密斯女子高中年度球员凯蒂·卢对记者说：“上小学时我就打篮球，因为打得越来越好，学校总会给我提供一些便利。现在我就读的亨廷顿高中甚至会为我联系赞助厂商，让我在打球的同时有些额外收入。”明年，18岁的凯蒂·卢即将升入大学，从高一开始，她就陆续收到了很多大学的全额篮球奖学金的邀请，其中不乏密歇根州立大学、贝勒大学等美国女子篮球大学的翘楚。她说：“我以及很多像我一样打球出色的球员都能得到大学的奖学金，同时我们还要学习，如果有意愿，可以选择加入WNBA。当然，我的一些队友也想好好上完大学然后从事其他工作。”
    美国是学校体育开展得较为普及的国家，美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甚至已发展成一个“体育王国”，给所有有体育天赋的美国大学生们提供了更好的训练、比赛、学习的机会。不过，美国大学体育协会也有“盲区”，比如在美国并不流行的乒乓球。此次为美国队赢得近30年来首枚世界大赛女子乒乓球单打奖牌的张安（Lily Zhang）说：“我只能选择进入有乒乓球项目的大学，但那里教练的水平并不高。上大学后，我每周要开车近百公里到高水平的俱乐部训练。”张安的教练，广东乒乓球队原队员叶惠玲说：“大学体育，必须建立在学校有高水平训练、比赛条件的基础上，可即便美国也不是大学里的所有项目都能配备高水平教练及赛事组织、保障人员。”

俱乐部模式方兴未艾

    与美国“体教结合”分庭抗礼的就是在欧洲流行的“俱乐部模式”。此次前来参加青奥会的运动员除了“学生”的身份，大都隶属于不同类型的俱乐部。
    乌克兰赛艇运动员哈拉汉对记者说：“我们的高中有不少女孩子喜欢赛艇，但学校里没有训练条件，我们就加入了当地的一家赛艇俱乐部，这家俱乐部平时对市民开放，有比赛也会组织我们参加，现在已发展成乌克兰规模较大的赛艇俱乐部。”
    相比哈拉汉所效力的“纯民间”的俱乐部，很多体育俱乐部的“身份”复杂，甚至兼具学校、俱乐部、政府三方特性。斯洛文尼亚男篮运动员，扣篮大赛亚军得主奇加·拉赫说：“我现在斯洛文尼亚的一所高中学习，这里还肩负着为一家名为“赫里奥斯（HELIOS）”的俱乐部培养青年队员的责任，所以我现在是这家俱乐部的二队队员。另外，为了提升我们学校的训练水平，教练都是政府出资聘请的，学校的教练尤里以前就打过职业联赛。”
    另一种“俱乐部”类似于中国的体工队：纳米比亚女足虽然在青奥会上成绩不佳，但队员平时都是在距离该国首都温得和克很近的“国家女足俱乐部”接受训练，俱乐部的运营得益于国际足联的扶持以及当地政府的供给。纳米比亚队主教练麦尔文说：“虽然和世界女足强队还有差距，但在非洲，拥有国家俱乐部的我们已经能和非洲传统强队掰手腕了。”

“单飞”的悲与喜

    “单飞”并不是中国网球界的独创，在世界体坛，以“个体化”形式打拼的运动员大有人在。
    青奥会期间，记者遇到了ITF青少年组男单世界排名第一安德烈·卢布廖夫。小有名气的他现在已得到一些赞助商的支持，外出比赛和在网球学校训练的费用不用担心，但在成名前，他和其他少年一样，有过“对抗成绩压力、资金压力”的经历，“那时出去打比赛很紧张，如果过早输了没有奖金没有积分，那就太痛苦了。”下一步，17岁的卢布廖夫计划尽快转为职业选手，可当进入ATP领域后，他能否保持在ITF的统治力和领先优势还存在疑问，如果成绩不佳，赞助商也会舍他而去。“这就是网球式的生活，我们都要面对。”卢布廖夫说。
    当然，“单飞”也并非全是苦涩，也有愉悦和轻松，瑞典高尔夫球手欣胡尔特就说：“我完全可以掌控自己的训练，如果这段时间我想上学就可以去上学，如果想要集中训练，就可以聘请一名教练帮我提高一下。我当然也想成为职业高尔夫球运动员，但在这之前，我还想享受一下年轻人该有的生活。”

（林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