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滑翔机在中国出现较晚，但它的发展过程与飞机不同，它是从自造滑翔机开始的。虽然后来也买过外国滑翔机，但绝大部分是自己制造的。1931年，天津河北汽车学校的随世新和朱晨制造了1架上单翼式滑翔机。机长7.88米，全重218千克，所用的多是国产资料。1934年7月，福建莆田人陈国梁在广西柳州机械厂设计制造了1架机长5米、机重64千克的滑翔机。制成后，由陈国梁亲自试飞成功。

1935年，《大公报》馆用“救国飞机基金”捐款的一部分，买了一架价值3000马克的德国高级滑翔机。但这家滑翔机一直用到1939年6～7月，才运到成都，8月，这架滑翔机由韦超在成都驾驶滑翔飞行。11月，又到重庆等地表演，成绩都很好。滑翔机制造的全盛时期在1940～1944年的5年间，所造各式滑翔机总共200多架，多数是仿制的，自己设计研制的比较少。1941年4月4日，重庆成立了中国滑翔总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民众团体。它的任务是提倡滑翔运动，也提倡航模运动和跳伞运动。1941年12月25日，在重庆举办了一次滑翔模型展览会。1942年，又举行了第2届滑翔展览会和百架滑翔机命名典礼。1941年12月，滑翔教官韦鼎烈等4人驾驶飞机和滑翔机从成都出发，经重庆到湖南芷江和广西桂林、柳州、梧州、南宁等地，宣传和表演滑翔飞行。到12月底才回到成都。中国滑翔总会还在重庆滑翔站研制水上滑翔机，1945年11月研制成功，在北碚试飞2次，都安全降落在嘉陵江上。但中国滑翔总会并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推动滑翔运动，加之材料缺乏，滑翔机的制造和维护都有困难，所以滑翔运动一直没有很好的开展起来。

二、滑翔运动处于被取消状态

抗日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国滑翔总会以及在北碚、成都、桂林、重庆、昆明、兰州、曲江等地建立的滑翔站和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都组织过滑翔训练，培养了一大批滑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时局发生急剧变化，国民党政府已无意通过滑翔运动来建设空军。滑翔训练班也于1946年秋解散，各地滑翔站也都被取消，就连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也不再搞滑翔训练了。

三、滑翔运动的新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航空事业的发展，滑翔运动逐步展开。1952年秋，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将人民解放军空军转业来的几名飞行干部组成滑翔工作组，由王凡任组长、赵鹏任副组长，成员有费敏、王永常、顾孝祺等。他们开始筹划和开展滑翔运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做好物质准备，试办一个短期训练班，培养滑翔骨干，吸取经验，为开展这项运动打好基础。但开始的工作条件十分艰难，既无器材，又无经费。他们一面工作，一面写滑翔教材。不久，他们搜集到1架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破旧的日制文部省式初级滑翔机，又亲自动手加以修复。随即于1952年10月12日在北京天坛体育场举行的北京市第二届航模比赛大会上，做了弹射滑翔表演。后来，在1952年底和1953年初，这架滑翔机又在北京天坛体育场用汽车牵引试飞和表演很多次，有数万观众观看。在作试飞和表演时，由王凡担任牵引、赵鹏操纵滑翔机，每次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些活动，对开展新中国滑翔运动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1953年春，在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主持下，航空工业局所属的成都太平寺机场飞机修理厂生产了4架德更斯式初级滑翔机、2架“大公报”号高级滑翔机。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根据贺龙副总理的指示，决定将滑翔工作组迁往成都，进行滑翔运动开展的试点工作。

1953年5月24日，滑翔工作组迁往成都，成员增加陈振中，全组6人。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于8月5日在成都太平寺机场开办了第1期业余初级滑翔训练班，学员主要来自成都市各中学的高一、高二学生，共16名，年龄17～21岁，还有1名四川省体委的女干部。身体条件要求符合飞行学员标准，训练方法是平地橡筋弹射和汽车牵引滑翔，进行初级训练。该班由王凡任班主任，赵鹏任主任教员，费敏、王永常任助理教员，陈振中随班学习并任班长，顾孝祺任机械员。历时1个多月的训练，于9月13日结束。接着，他们又在毕业学员所在的5所中学成立了滑翔理论学习小组。同年冬季，在学生放假期间，又举办了第2期业余弹射滑翔训练班，人数增加到40人，组成1个训练队，由王凡任队长，赵鹏任主任教员。但是训练的课目，理论方面主要是使学员初步了解和掌握航空基本理论知识，如飞行理论、操纵方法、滑翔机构造、滑翔机维护、气象常识等；驾驶技术方面主要是橡筋弹射滑翔和汽车牵引滑翔，掌握初级教练机滑翔高度在10米以下的直线滑翔飞行。

新中国的滑翔运动，在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滑翔工作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打开了局面，为滑翔运动的全面展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滑翔运动的解体与恢复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滑翔运动员还进行少量的训练，到1967年，已在全国范围内停止。1970年6月滑翔项目被全部撤销，大批滑翔运动员“下放处理”。1971年下半年，原沈阳和安阳滑翔界的老同志先后联名写信给国家体委、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建议恢复滑翔运动。

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副主席指示原国家体委副主任李达：“你们过去搞的滑翔、跳伞还要搞。”这一指示无疑是滑翔运动重新恢复的重要契机。同年10月11日，李达将《关于恢复业余滑翔学校以适应战备和战略需要的建议并请考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国防体育运动》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这个报告把恢复业余滑翔学校正式提到了党的工作议事日程上，这是滑翔运动恢复的一个重要步骤。10月14日，中共中央李德生副主席把李达的报告批转给空军党委讨论。空军党委于10月30日将讨论的结果报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其中肯定“业余滑翔学校是落实‘十大’关于务必加强反侵略战争准备的号召，适应人民战争的需要，扩大飞行员来源，加速飞行员训练，逐步解决航空兵源储备的一项战略措施”。空军党委表示“完全赞成恢复业余滑翔学校”。

1974年8月12日，空军党委又一次向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并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建议恢复业余滑翔学校，归属国家体委领导和管理”。8月14日，邓小平批示：“这是应该迅速办理的事情，可由李达副总长召集空军、体委等有关部门讨论一次，解决复校问题，例如体制、归属、校址、经费等，向体委提出报告。”这个批示加速了滑翔运动的恢复进程。8月23日，国家体委和总参谋部召集国务院科教组、公安部、卫生部、财政部和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空军、海军等部门有关负责人进行研究，并取得一致的意见。10月18日，国家体委和总参谋部联合拟写了《关于在全国恢复业余滑翔学校和开展其他均是体育活动问题的请示》，上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1975年1月23日，经过中共中央同意，1月2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将上述请示报告批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国务院各部、委，军委各部、各军兵种，并要求“必须认真、迅速办理，要重点办好业余滑翔学校，积极开展滑翔活动”。

1975年3月15日，国家体委邀请国家机关和军事系统的21个部门，研究贯彻落实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并下发了联合通知。接着在6月9～14日，国家体委和总参谋部联合在京召开了全国均是体育工作会议。通过这次会议，把开展以业余滑翔为重点的军事体育活动迅速地推向了全国。到1975年底，上海、河南、广东、江西、黑龙江、河北、陕西、宁夏、北京、山东、山西、浙江、吉林、内蒙古、湖南、湖北、辽宁等省、市、自治区落实了恢复业余滑翔学校的任务。其中有11个省、市还立即进行挑选滑翔学员的工作，当年共挑选了1237名学员入学。

1975年3月25日，国家体委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恢复军事体育9个直属单位的机构和人员编制报告》，其中属于滑翔项目的机构有4个，即良乡航空运动学校、安阳滑翔学校、沈阳滑翔机制造厂和成都滑翔机制造厂。这个报告很快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1975年8月16日，国家体委决定即行恢复原中国人民滑翔学校，并改称为国家体委安阳滑翔学校，以便担负起为各省、市、自治区培训飞行骨干和指导群众性滑翔运动的普及等任务。同年10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安阳机场交还国家体委，良乡机场拨给海军，由国家体委在南口地区选建一个机场。”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机场归属问题。1975年12月20日，全国滑翔教练员、绞盘车牵引员训练班在安阳滑翔学校隆重开学，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160名滑翔教练员和绞盘车牵引员参加了这次训练。目的是恢复“解放”-5型滑翔机飞行驾驶技术和牵引技术，为在全国各地业余滑翔学校进行训练打好基础。与此同时，还修订了业余滑翔训练大纲、教学法和理论教材，绞盘车牵引训练大纲、牵引规则等。这次训练班根据进度、任务不同，分别于1976年1月11日和2月20日结束。

1975年4月，沈阳滑翔机制造厂和成都滑翔机制造厂分别开始进行组建工作。沈阳滑翔机制造厂原来的有关滑翔机的技术资料、档案保存完整，恢复生产比较容易。同时仓库里还封存百余架“解放”-5A型滑翔机，经过技术鉴定和修复出厂，还可以再延长使用1年半，这样基本上保证了滑翔训练的需要。成都滑翔机制造厂于1996年底试生产了第二架“解放”-7型玻璃钢滑翔机，1967年上半年进行了2383次绞盘车牵引试飞，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未能完成全部鉴定工作。1975年6月10日，国家体委决定恢复生产“解放”-7型滑翔机，该厂对原型机做了局部修改，9月25日完成总装工作，从10月20日到11月1日，共组织6个飞行日，飞行97次，试飞结果：经改进的“解放”-7型滑翔机，性能优于原型机，达到了改进设计的要求，能较好地担负起3级滑翔训练的任务。

至此，停止了10年之久的滑翔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地恢复起来了。

五、滑翔运动的新发展

1975年滑翔运动恢复以来，在体制、布局、训练等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调整，并加强了对外交往与学习。

（一）滑翔运动转向竞赛体制

从1975年恢复组建21所业余滑翔学校到1980年，共向空军、海军输送飞行学员4710名，向民航输送飞行学员211名，为中国的国防建设和民航事业做出了贡献。但是，通过业余滑翔学校向军队和民航输送飞行学员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难以适应军队选调飞行学员的要求。在此情况下，国务院、中央军委1980年7月15日正式批准撤销业余滑翔学校，结束了20多年来业余滑翔学校向军队输送飞行学员的办法，改由35所航空运动学校在普通中学开展群众性的滑翔运动，为滑翔运动队伍提供后备力量，也为各方面需要的航空人才打基础。1980年6月以后，全国各地经过试验采用了几种比较适用的形式。一是利用寒暑假以集训班或夏令营的形式开展活动；二是利用星期日开展航空知识教育和滑翔运动的体验飞行；三是定期培训业余滑翔活动的骨干。这些活动比过去业余滑翔学校的训练更加灵活多样，既节省开支又促进了参加滑翔运动的学生在德、智、体方面的全面发展，因而一直延续下来。

1981年12月15～22日，国家体委北京召开了全国滑翔工作会议，除了交流开展群众性的业余滑翔活动情况外，重点研究了大家极为关心的如何提高滑翔运动成绩和组织竞赛方面的问题。

1982年4月13日，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在国家体委办公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对体委机构改革和精简方案的意见，有关内容是：改革军事体育的领导机制，对原来军体工作由国家体委和总参谋部双重领导，改为由国家体委统一领导。滑翔运动成为训练竞赛一司主管的项目，其方针、任务随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是从性质到功能上的一次大转变，滑翔运动不再直接承担储备和输送飞行学员的任务，转向以运动竞赛为主要任务，客观上强化了在训练和竞赛两个方面的作用和功能，对提高滑翔运动的结束水平和成绩，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调整改革后的滑翔运动，首先是抓紧滑翔队伍的整顿。“文化大革命”后培训出来的教练员，仅是学过三级滑翔就去教三级滑翔，技术基础和教学能力均较差，更难适应未来竞赛活动的需要。对这部分教员的整顿，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1981年10月4日至11月23日，国家体委在安阳滑翔学校举办了初教-6型飞机飞行培训班。1982年2月12日到6月30日，又陆续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滑翔技术训练，分别在四川成都和湖南衡阳航空运动学校进行，全国共有15个省、市、自治区的27名学员参加了训练。1982年3月10日至10月27日，国家体委在安阳滑翔学校又举办了1期教练员培训班，对来自全国11个省的27名男女教练员，进行半年多的训练。同年下半年，在河北邯郸航空学校和江西九江航空运动学校，分别设立了南北两个考区，对全国部分年轻滑翔教练员进行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的实际考核。邯郸考区有34名教练员，九江考区有28名教练员参加了考核。通过考核，进一步提高了部分年轻滑翔教练员的理论和技术水平。

在此期间，国家体委对全国各地滑翔运动的布局和项目做了很大调整，全国开展滑翔运动的单位，由原来的23个省、市的35所航空运动学校调整为10个省、市的10所航空运动学校。滑翔教练员、运动员人数由原来的500多人调整到70多人左右。滑翔项目主要布局在北方省、市，如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山东、天津、黑龙江、辽宁、吉林，南方省份只保留了四川。至此，滑翔运动进入了以竞赛为主、提高水平和加强国际交往的新起点。

（二）开展国际交往和建设中国滑翔训练基地

滑翔运动在方向、任务变化以后，通过整顿教练员、运动员队伍，探索训练规律，取得了一些好的成绩，但是运动水平低和缺乏基本训练器材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加强对外交往，引进和学习新技术、新理论，从场内训练转向场外训练，选择在山区加强山区飞行经验训练，开辟和建立滑翔基地，就成为保证国内训练竞赛和对外开放交流的重要举措。

1、     加入国际航联

1976年9月，中国航协代表团在意大利观摩第13届世界跳伞锦标赛期间，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开展航空运动较好的国家都希望中国航协能加入国际航联，以加强相互间的友好交往。次年9月24日，中国航协正式申请加入国际航联。该会总司库澳大利亚人劳埃德先生，应邀于1978年2月15～19日来中国进行短期访问，并转达了国际航联关于中国可参加国际航联举办的一切活动的决定。同年7月11～13日，以袁载钧为团长，石天曙、刘连成、王耕野为团员的中国航协代表团，首次访问国际航联并列席航联理事会，商谈中国入会的具体事宜。10月21日，国际航联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第71届代表大会上，接纳中国航协为其正式会员国。中国航空运动从此揭开了国际交往的新的一页，滑翔运动也在开展国际交往、学习先进技术、参加高水平的竞赛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     积极开展国际滑翔运动的交往

1978年7月11日和7月13日，中国航协先后派出了以袁载钧为团长的中国航协代表团和以赵学光为首的滑翔机制造技术的代表团，参加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航联理事会，之后，又于7月15～30日，参观了在法国夏特鲁举行的第16届世界滑翔锦标赛。中国代表团通过广泛接触和参观，开拓了视野，增进了理解，同许多国家滑翔界的朋友建立了友谊。中国代表团详细地考察了组织国际滑翔比赛的全过程；了解了部分国家滑翔训练的体制、情况、规模和方法；收集了自1970年以后有关滑翔运动的论文资料，包括最新的滑翔机设计规范以及滑翔机设计与生产技术的最新发展。通过实地考察，看到中国滑翔运动水平与世界水平的差距，认识到加快与外界的交往和学习是缩短这个差距的必由之路。从1981年至1985年的5年间，中国与世界3个国家的滑翔界交往达10次之多。其中，与联邦德国的滑翔界互派代表团7次；1983年5月24日至6月9日，法国航空俱乐部滑翔队应邀来中国安阳滑翔学校举行了友谊比赛；1984年5月13日至6月20日，中国滑翔队到法国进行波状气流和山坡气流的飞行训练。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对外交往活动，中国滑翔运动受益匪浅。

中国滑翔运动在“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对外交往中，采取组织集训和参加竞赛的方法，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在1981年5月对联邦德国的访问中，观摩考察了第17届世界滑翔锦标赛，结识了多项世界纪录创造者和保持者格罗斯、著著名滑翔机设计师和试飞员克劳斯以及世界锦标赛冠军英格•伦纳等，在他们辅导下进行了训练飞行、并探讨了中国开展山区滑翔训练的问题。同时聘请了奥林豪僧滑翔学校校长格尔哈特•赖德尔（后任国际滑翔委员会主席）共3人的滑翔教练组，来安阳滑翔训练学校为中国滑翔教练员和滑翔机制造工程技术人员讲学。从此以后，中德两国以及中国和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滑翔界，互派人员组织友谊比赛和训练，促进了中国滑翔运动在竞赛和强度训练等方面逐步提高技术水平，尤其是在国外参加的比赛和训练更是如此。1983年与法国滑翔队进行的比赛中，孙少军赛前仅飞过50千米往返，在100千米三角形航线比赛中，两次完成了航线，大大超过了平时的飞行能力。1984年6月，中国滑翔队在法国山区首次进行了翱翔训练，运动员吴致远、王鲁春利用波状气流升高飞行达到4000米以上，张全胜和黄澎年达到了7600米和8500米，吴致远、王鲁春达到国际航联规定的升高高度金质证章标准，张全胜、黄澎年达到宝石证章标准。1985年7月，戚燕军、傅延方、张双柱在联邦德国进行的3个飞行日外场飞行距离都在400千米以上。1986年5月26日至6月5日，在联邦德国布克堡举行的第3届国际军队滑翔比赛中，郭福林完成了508.875千米的距离飞行，达到了国际航联宝石证章标准，这在中国滑翔员中尚属首次。1987年至1993年间，中国滑翔界始终保持着与欧洲滑翔强国间的技术交流。1989年2月18日至6月9日，中国滑翔队在德国、法国、奥地利进行了3个多月的训练，并参加在奥地利举办的21届世界滑翔锦标赛。7年间，中国滑翔运动员与欧洲滑翔队伍互访9次，通过技术交流，使中国运动员不仅随时了解国际上的新技术、新动态，而且促进了中国滑翔竞赛的开展和运动水平的提高。1994年以后，由于体制改革和经费的调整，滑翔运动员压缩，与外界交往大幅度减少，仅少数航空学校接待外国滑翔员来中国的培训取照飞行。这期间有近30名优秀的滑翔运动员转入民航的各航空公司，加入中国飞速发展的运输飞行行列，发挥了技术才能，也进一步显示滑翔培训人才的重要作用。

3、     在中国西部地区，探索建立滑翔训练基地

这是提高中国滑翔运动水平和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中国滑翔运动通过对外交流和进行的友谊比赛，反映出训练仍然是低水平的，远不能适应国际比赛高难度的要求。为此，训练课目上要立足场外飞行，增加训练难度，提高场外飞行技术。因此要改变过去主要在平原地区开展画像训练的状况，探索利用山区热力上升气流进行训练。早在1981年，中国滑翔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时，著名滑翔员格罗斯就说：“中国西北地区有良好的热力上升气流，通过卫星云图判断，那里的积云有6000米高度。”这些话曾引起中国滑翔界的广泛关注，并在西部地区寻找建立新的滑翔训练基地。此项工作从1983年就正式开始。

对河西走廊展开大规模的调查。1982年，在中国滑翔员指挥训练班上，大家对开拓滑翔训练新基地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认为中国西北河西走廊一带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地区。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西部祁连山以北，地处黄河以西，地势自西向东，自南向北倾斜，大部分地区海拔高度在1000～1500米，地形复杂，气候多变。会议讨论拟制了一个探索河西走廊的初步计划。1983年2月28至3月17日，国家体委指定甘肃航空运动学校组成调查小组，对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嘉峪关、敦煌等15个县、市（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行程3000多千米，完成了河西走廊的地理概况、气象要素等方面的初步考察。考察报告认为“河西走廊从地形、气象、交通等方面看，对滑翔创纪录飞行是大有作为的天地”，同时建议“要从实际出发，由近及远，由简到难，稳妥而又慎重的进行”建立滑翔训练基地的工作。同年8月28日到10月15日，安阳滑翔学校集训队组织小分队，到山西长治屯留机场进行探索飞行。这年的冬季，又组织调查小组乘运-5型飞机，经银川、兰州、武威、张掖、酒泉直到新疆的哈密，从空中巡察了航线地区的地形、地貌、交通、场外着陆和场地情况。

在甘肃嘉峪关建立滑翔训练基地。在继续探索山区气流情况的训练方法上，1984年7月23日至8月31日的40天中，中国滑翔运动集训队在山西长治屯留机场组织了24个飞行日，平均每人飞行30小时。翱翔飞行在1小时以上的达150多人次，有的运动员完成了5小时留空时间飞行，获得了较好的成绩，这是西北地区进军的又一次演练和准备。同年的7月19日至8月24日，安阳滑翔学校和甘肃、陕西航空运动学校共同组成一支27人的滑翔小分队，组织初教-6型飞机和滑翔机各3架，进入甘肃嘉峪关机场进行调研性质的飞行训练，结果在13个飞行日中，有2人两次打破男子单座100千米三角航线竞速飞行的全国纪录。1985年6～8月，由甘肃、陕西、四川航空运动学校和安阳滑翔学校组成的35人滑翔小分队，组织初教-6牵引机2架，“前进”号滑翔机2架，“嘉纳斯”和“宁波斯”滑翔机各1架，再次在嘉峪关机场进行了探索飞行，实地考察了河西走廊地区的上升气流、地形、气象、交通及迫降场地等情况。在组织的15个飞行日中，有12人11次超过1984年创造的4项全国纪录，这是新中国30多年滑翔史上少有的可喜现象，大大振奋了中国滑翔界。8月1～13日，在兰州召开了“河西走廊气流论证会”，结论是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地形和地表性质、气象条件，对产生热力上升气流很有利。由于纬度高，日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冷气团活动频繁，云量适中，极极易产生很强的上升气流。每年3～9月均有较好的热气流，6～8月为最好，每月可组织25个飞行日，翱翔可利用时间长达10小时。大家建议应在嘉峪关建立滑翔训练基地。

在民航的大力支持下，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合用嘉峪关机场，国家体委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出资，1986年底嘉峪关滑翔训练基地开始设计，1987年春开工建设，当年10月基地完工，并开始接待国家滑翔集训队、举办国际滑翔比赛和“国际滑翔节”。国际滑翔委员会主席彼得•赖德尔称赞嘉峪关滑翔训练基地是个很好的翱翔场地。

中国滑翔运动通过学习、借鉴、消化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以竞赛为主的形式，积极开发西部地区的热力上升气流资源，加强场外高难度技术和翱翔飞行训练，逐步提高了运动水平和竞赛成绩，缩短了与世界滑翔运动强国的差距，使中国滑翔运动走向世界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三）开拓进取，走向世界

1979年9月25日和27日，国家体委在北京沙河机场专门组织了一次以滑翔、飞行、跳伞和航模为主要内容的大型航空体育表演，充分展示了航空体育运动自恢复以来所取得的成绩。1980年起，恢复了全国滑翔比赛，组织创纪录飞行活动并开始参加世界滑翔锦标赛。

1、组织全国滑翔比赛    1981年6月15日至7月4日，在沈阳航空运动学校浑河机场，举行了“文化大革命”后首届有10个省、市的22名运动员参加的全国滑翔锦标赛，项目有特级、留空时间、升高高度飞行。结果山西队崔钟铃、陕西队戚燕军、四川队胡惠松分别获得个人总分前3名。原定的竞速飞行由于天气原因和机场地理位置靠近城市而未进行。1982年的全国滑翔比赛，于6月11～30日在山西大同航空运动学校水泉湾机场举行，全国10个省、市33名运动员参加。项目有留空时间、升高高度飞行和50千米往返飞行。山西二队吴致远、申海清和四川队彭克跃分别获得个人总分前3名。比赛结束后，成立了滑翔教练委员会和裁判委员会。1983年，因集中力量探索开发西部山区的热力上升气流的飞行区域，国家体委取消了当年的全国滑翔比赛。1984年的全国滑翔比赛则以场外竞速项目为主，于5月21日至6月9日在山西大同航空运动学校东王庄机场举行。全国10个省、市的33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项目有62.2千米三角航线、60.6千米往返航线和63千米多边航线竞速飞行。山西二队张双柱、四川队孙拥军、山西二队郭福林分别获个人总分前3名。1985年的全国滑翔比赛仍以场外竞速项目为主，适当加大了竞赛的距离，比赛于4月5～24日在山西长治航空运动学校屯里机场举行，全国10个省、市的31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项目有74千米多边航线、52.2千米往返航线和60.8千米三角航线3个项目。山西一队、四川队、山西二队分别获团体总分前3名。1986年的全国滑翔比赛中采取甲、乙两组分别比赛和计算成绩的方法进行。场外竞赛航线距离超过了往年。比赛于5月20日至6月8日在山西大同航空运动学校东王庄机场举行。全国8个省（市）、22名运动员参加，项目：甲组为112.4千米、147.5千米多边航线和88.6千米、161.2千米三角航线竞速比赛；乙组为76千米、83.8千米多边航线和留空时间飞行。结果甲组四川队王鲁春、甘肃队张全胜、山东队李开河分别获得个人总分前3名；乙组陕西队张敏、山西队吴向荣、山东队梁斌分别获得多边航线前3名。1987～1990年的几年间，由于运动员的水平提高很快，所以每年举办的全国锦标赛均以场外竞速飞行为主，而且航线飞行距离逐年提高，“前进”号滑翔机三角航线竞速航线距离提高到300千米以上，多边竞速距离更长，基本达到了每日气象下滑翔机的飞行极限。每年的锦标赛后，优秀运动员还将去甘肃嘉峪关滑翔基地进行强化训练和纪录飞行。通过将近10年的全国锦标赛和强化训练，成长了一批年轻的优秀的滑翔运动员如孙拥军、王鲁春、张双柱、戚燕军、王建安、张赵民等，分别打破全国纪录并多次获得全国冠军。1981年以来，有19名滑翔运动员先后被批准为滑翔运动健将。其中，王鲁春因完成了500千米滑翔机闭合航线飞行，1986年被批准为中国首名滑翔运动国际级运动健将。还先后批准了23名滑翔运动国家级裁判员。

2、组织创纪录飞行和不断刷新全国滑翔纪录  1980年5～6月，国家体委组织创纪录飞行，采用1979年版的国际航联运动规则和第三部（D级）的有关规定。6月3日，天津航空运动学校的张一蓉（女）和安阳滑翔学校的张全胜，创造了飞行时速114.04千米的100.45千米的女子和男子单座100千米三角航线的全国纪录。6月25日，安阳滑翔学校的魏海峰和程银贵，以时速72千米的成绩打破男子双座100千米三角航线竞速的全国纪录。6月20日和6月25日，张玉英和刘连成还分别打破了女子和男子单座100千米三角航线竞速的全国纪录。1981年的创纪录飞行中，5月4日张杰和程银贵以时速88.77千米的成绩刷新了男子双座100千米三角航线的全国纪录。1983年在创纪录飞行中，女子运动员打破了3项全国纪录。其中，6月7日，张玉英和张建梅在双座100千米三角航线飞行中，以时速85.67千米的成绩创全国纪录。其中，6月7日，张玉英和张建梅在双座100千米三角航线飞行中，以时速85.76千米的成绩创全国纪录；6月20日，张玉英又以362.67千米的成绩，打破直线滑翔距离的全国纪录。1983年5月14日，四川航空运动学校的运动员孙拥军，在创纪录飞行中，以升高高度5234米的成绩打破该项目的全国纪录。

1982年6月2日，中德两国运动员在友谊比赛中，张全胜以时速83.91千米飞完302.08千米三角航线，创男子单座300千米三角航线纪录，他还以时速116.58千米的成绩打破男子单座100千米三角航线竞速全国纪录。

1984年8月20日，安阳滑翔学校李开河，在嘉峪关机场以时速121.46千米的成绩打破男子单座100千米三角航线竞速全国纪录。同年12月29日，傅廷方在贺兰山区飞波状气流中飞到海拔11117千米的高度，一举创造了绝对高度和升高高度（8190米）两项全国新纪录。1985年7月11日，在探索河西走廊地区上升气流飞行中，程银贵、云泉明以时速108.47千米的成绩，打破男子双座100千米三角航线竞速纪录；7月14日李开河以时速133.22千米的成绩，刷新他本人保持的100千米三角航线竞速纪录；7月27日，王璐琳、张建梅又以时速103.26千米的成绩，打破了女子双座100千米三角航线竞速的全国纪录，同日，李开河又以373.93千米的成绩，创男子往返滑翔距离的全国新纪录。1986年在嘉峪关机场进行的强化训练中，又连破6项全国纪录。7月30日，张建梅、王璐琳以时速107.98千米的成绩，打破女子双座100千米三角航线竞速全国纪录；张全胜、傅廷方以时速119.1千米的成绩，打破男子双座100千米三角航线竞速全国纪录；郭福林以时速136.64千米的成绩，打破男子单座100千米三角航线竞速全国纪录。7月31日，戚燕军以492.516千米的成绩，打破男子单座往返滑翔距离的全国纪录；程银贵、姚金荣以时速127.49千米的成绩，打破了一天前刚创造的男子双座100千米三角航线竞速的全国纪录；王鲁春、张双柱创建了男子双座往返距离513.3千米的全国新纪录。1988年4月29日。郭福林、张双柱以时速132.28千米的成绩，打破了男子双座100千米三角航线竞速的全国纪录。7月3日，王璐琳、张建梅以时速112.89千米的成绩，打破了女子双座100千米三角航线竞速的全国纪录。1990年5月26日，郭福林以时速90.09千米的成绩，打破了男子单座300千米三角航线竞速的全国纪录。

3、首次参加世界滑翔锦标赛  1987年1月10日至2月1日，中国滑翔队以张杰为领队兼教练，王鲁春为队员，参加了在澳大利亚贝拉纳举行的第20届世界滑翔锦标赛的标准级比赛，飞LS-4滑翔机。锦标赛从1月18日开始，共飞12个竞赛日。王鲁春飞出了平时训练中从未达到的水平，飞行总距离4958.3千米。

4．、努力推进滑翔运动的社会化  20世纪90年代以后，根据国家“奥运争光”和“全民健身”计划，滑翔运动被列为非奥运会项目，也不是全运会项目。因此，国家的投资越来越少，各省、市对该项目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差，专业人员流失严重，大部分航空运动学校也停止了训练和竞赛活动。除每年举办一次全国锦标赛外，很少有滑翔机飞行。

中国航协积极推进滑翔运动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但是由于滑翔器材国内停止生产，依靠进口，价格昂贵，组织保障复杂，因此，虽然前几年出现了像张建洲、曹威、杜鹏等一些爱好者自己学习滑翔机并取得驾驶执照的可喜现象，但社会办滑翔的气氛和条件一时还难以形成规模。

山西大同航空运动学校成为开展滑翔运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安阳、嘉峪关、保定、四川也保留着部分滑翔骨干。大同航空运动学校每年承办一次全国滑翔锦标赛和全国集训，还接待来自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滑翔爱好者，近年来已有300余人来此进行滑翔飞行。

安阳和大同航空运动学校还在积极探索、发展滑翔的新途径。他们在取得私用驾驶执照培训合格证的基础上，为国内外滑翔员进行民用航空器驾驶执照的培训，约有50人获得中国民航颁发的滑翔机驾驶执照。

随着国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依靠社会力量发展滑翔运动一定会成为可能。中国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气流资源丰富，和澳大利亚等国际滑翔胜地在季节上可优势互补，未来滑翔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近年来，民航山东航空公司飞行员范玉芳自费到澳大利亚、西班牙进行滑翔飞行，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到大同航空运动学校学习滑翔机驾驶及翱翔技术，多项世界滑翔纪录保持者、德国滑翔员克劳斯访问中国等，将鼓舞和带动一批民间爱好者学习滑翔，推动中国滑翔运动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