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时代，在世界各国，各地区，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产生于农耕文明基础上的文化形态正在迅速消逝；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飓风席卷下，风靡全球的商业性强势流行文化，也在实质性地改变着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使之急剧变异和处于彻底的重构之中。
    也正是在相同的背景下，作为民族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民族传统体育也在经历着同样的消解和重构的过程。从国际情况看，二十世纪最后20年，民族传统体育的迅速消解越来越令国际体育界人士不安；1999年11月，乌拉圭埃斯特角召开的第三届国际体育部长会议通过的《埃斯特角宣言》就要求按地区和国家保护和发扬传统体育活动，将其发展为世界性的游戏和运动项目；并鼓励举办地区性和世界性传统体育节。
    在我国，从上一世纪80年代起，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飞速消逝也引起了学者重视：彝族的“拔萝卜”、弹石弓，羌族的仰卧抱杆起、新疆的赛骆驼、北方牧区源于鹰猎劳作的消遣活动等等已成为濒危项目；尤其是在一些旅游地区，民族虽然保留了传统的形式，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意义和价值。于是，抢救和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的运动也在中国悄然兴起，成为整个抢救和保护民族濒危文化遗产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多年以来，人们在抢救和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引起民族传统体育消失、濒危和变异的原因异常复杂，而且民族传统体育的抢救和保护不仅涉及到民族体育的性质、体育的重建和可持续发展原则，而且还牵涉了抢救和保护主体等诸多方面的实际问题，更加之当今时代民族传统体育城市化、商品化等复杂的走向，这些问题不可能轻易得到根本性解决。这一切既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释，又需要对实践进行正确引导。因此，探索并解决这些问题便成为时代的急需。这也正是本课题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民族濒危体育遗产”即是临近危境,或即将消逝的体育遗产。其中包括社会风俗中的种种身体活动形式、表演艺术，以及含有体育娱乐活动的节日庆典等。而其中所用“民族”一词，则是约定俗成特指少数民族。    
1  民族传统体育的当前走势
    在从事传统农牧业生产的地区，随着社会转型的急剧发生，在民族传统体育内容中，有的已经消失，有的则日渐濒危，而且这类地区的经济发展（地区人均 GDP发展、农牧民收入增加、公共服务发展），社会发展（教育、医疗卫生、信息、技术、交通体制、观念、生态环境等），甚至人类发展（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递次上升的曲线与民族传统体育部分的消失或濒危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云贵川三省大量的彝族传统体育（如老虎抱蛋、风皮子、独脚斗鸡、射箭、射弩、跳小单门、跳大单、皮球窝、阿勤难、对手拉、尔满古、日尔嘎等）的消失与濒危，都有着极为复杂的、深刻的社会背景。而在旅游经济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的来源的地区，如以著名风景点为其代表的石林地区，由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左右，一些受游客欢迎的活动内容和形式，得到了保留和发展，如斗牛、摔跤、民间歌舞等。但是，在这些项目日渐繁荣的背面，那些未被市场选中的体育活动内容和形式，如陀螺、老虎抱蛋、六子棋、狩猎等，则已消失或日渐濒危。而且这类地区部分民族传统体育的消失或濒危，也同样是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指标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因此随着这些发展指标的飙升，这类地区民族传统体育的消失和濒危问题，也同样令人担忧。这类业已濒危的体育遗产已成为抢救和保护的目标。
    在民族传统体育部分活动内容迅速消逝和日渐濒危的同时，民族传统体育的变异过程也在发生，即是民族传统体育在其商业化、城市化、主流化进程中出现性质、特点变化的现象：民族体育遗产以及节日庆典仅仅部分保留了传统的形式和内容，但在举办地点上，它们从不具备商贸条件的乡村转移到商贸中心的城市；在目标功能上，它们已不再重复古老的祭祖、驱灾、祈年仪式，不再崇拜虚假的神灵，甚至也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交游”性质，而把经济发展、娱乐健身、实现民族团结目标等置于活动的首位；在组织管理上，它们也不再是由民间做主，而改由政府出面，企业介入。这一进程，不仅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具有一定程度的作用，而且，如果历史地看问题，这些已经变异的传统体育也可认作是新的社会条件下传统体育的发展形态。因此，这种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形态不应列于抢救、保护之列。
2  关于民族濒危体育遗产的抢救
    就具体的抢救而言，本课题主张“全面抢救”，因为，人的认识水平和判断能力总是受时代的科技、生产、生存状况等条件的制约，一个人在自己时代就某一问题作出与未来相关的决策，有时会出现错误，而错误的发生，就传统文化、体育而言，经常都是无法补救的。我们不能以自己极为有限的知识水平，来决定民族文化以及民族传统体育存废的命运。为此，毫无疑问，首先应当是对彝族的传统体育进行抢救性普查，之后，即是登记、分类、整理、出版，以及采用文字、录音、摄影、摄像等现代技术，立体地记录，建立资料数据库等系列工作。
    但是，全面抢救，并不意味着对任何一种民族濒危体育遗产项目都一视同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社会发展观，否则，保护的内容会泛滥成灾，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抢救中必须有所侧重。这在人类的物质文化遗产抢救过程中已经表现得十分突出。    
    虽然，要确定某一项目能否作为重点抢救对象的标准是困难的，但从体育发展史、民族学角度出发，在确定重点抢救对象时，以下内容可以优先考虑：
    A、能反映体育史上某一发展阶段的典型代表活动内容，能体现出在体育产生、发展、演进过程中某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活动形式，如云南双柏县彝族反映人类早期生殖崇拜的小豹子苼、凉山彝族的巫舞“苏尼且”等。
    B、是某一民族具有代表性或独特的体育形制或体育创造，如彝族摔跤“格”的原生形态、小丘圆形跑道上的追逐赛马、彝胡舞、左脚跳，以及盐源县的达体舞的原生型态——锅庄等。
    C、一种罕见的或现在尚未得以科学解释，从而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活动，如彝族毕摩抗高热的身体能力（这在我国北方民族的萨满巫师，南方羌族的释比、苗族的师公，以及澳大利亚土著等巫师的巫术活动中经常得见）。
3  关于民族濒危体育遗产的保护
    民族濒危体育遗产的保护，是一个比抢救更为复杂的问题。要进行正确的保护，首先得树立正确的保护观。民族濒危体育遗产保护的重要原则是，在发展中保护。即是说，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不能僵化地硬性地限定在传统之中，而是讲求其视为一个开放性的吸收进化的过程。
    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却没有明确提出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的必然联系。但毫无疑问，讨论“保护”离不开“发展”。
    历史表明，民族传统体育流传至今正是经一代一代人继承、变革后存留下来的。任何时代的体育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及其结果。在这一方面，彝族传统体育提供了不少实例。著名的达体舞，就是经历了由锅庄到达体舞、再到如今流行于西昌的四种达体舞形式，甚至在部分学生中间，还出现了由达体舞与迪斯科相结合的产物 ——猛士迪斯科；彝族的度假村、文化村、风情村、火把节、密枝节、斗牛和摔跤的单项比赛，都已经改变了初始阶段的性质特点，而与经济联系在一起了。这些情况表明，没有一成不变的永远的传统体育，只有永远变化常新的与时俱进的传统体育。
    从理论上看，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它并不会因为农牧时代的传统体育存在而改变其固有的进程，去维持产生它的生态环境，相反，体育传统必须因时而变，与时俱进。当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种传统文化形式的精神内涵都会发生明显变化，无论何种民族传统体育形式，都必须与当代民众的审美需求、欣赏眼光和利用原则相吻合，否则它就不会有生命力，也就很难往后延伸。民族传统体育理应有新的实践形态、新的价值追求、新的文化基础，即是说民族传统体育必须应时代诉求而变化，依时代水准而发展。这就决定了我们对传统体育的保护，离不开对其改造、创新、利用等发展方面的内容。
    在保护的具体方法上，我们主张静态保护（即侧重于从资料储存角度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的保护，是忠实记录与描写它的历史和现代性状，而并不作将其引入现实生活“活用”的保护方式）和动态保护（旨在通过采用切实有效的措施，以为包括传统体育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创造良性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使之得以长期保存和延续的方式）并举。
    本课题组认为，民族文化生态村和生态博物馆是当前备受推崇的活态保护形式，但它们在整个彝族地区可能占到的比例甚小，不应是彝族濒危体育遗产保护的主体形式。保护民族濒危体育遗产必须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因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而区别对待：
    第一种地区是社会封闭，与外界接触较少，经济和文化落后，面临发展经济以解决生存问题，因而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两方面进行选择时，只能选择经济发展。由于这类村寨保留有大量传统体育内容，因而是抢救的对象。从当前的情况看，这类地点的保存还只限于极少数地区的所谓博物馆和民族生态文化村。
    第二种地区是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重点地区，这类地区已经开始经济建设，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其经济条件已为文化、体育的保护打下了物质基础，并准备了必要心理条件。但根据国外经验，但这类地区应把握时机，及时将经济建设向文化、体育建设转移。
    第三种地区是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因偏重经济发展而忽视了传统文化、体育文化的建设。这类地区文化和体育传统丢失较多，因而被国外研究者认为是保护、重建传统文化、体育时要“大费周折”的地区。其民族传统文化、体育的重建性保护是当今世界性难题。从民族濒危体育遗产抢救和保护角度，对这类地区民族文化和体育进行重建，应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作者：颜绍泸（成都体育学院）
          曾洪林、颜下里、李国玲、聂啸虎、丁先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