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奥林匹克文化的影响与我国体育发展的国际化趋势
    当代中国体育正处于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过程之中。这场伟大的体育变革是一系列复杂因素促成的，外来文化的影响是这一变革的重要催化剂。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体育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体育的发展格局。西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主要有4个主要途径：聘请外国人来中国军队或军事学堂传授，翻译西书，派人出国留学，外国人传授。中国近代体育从体育内容到活动实施，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西方体育。从这一角度而言，西方文化的影响，无疑是引起中国体育变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代奥林匹克的国际化进程正深刻地改变着国际体育的面貌，重新塑造着体育结构。在这一国际性重构的时代进程中，中国要适应正在日益发展变化的体育国际环境，加强中国体育现代化建设势在必行。
    奥林匹克是一种外来文化，是一套高度规范化的比赛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体系，有多方面的内容。它的思想方式、行为习惯、道德观念都需要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容与互补，才能得到发展。同时，奥林匹克运动又是处于发展中的动态过程，我国应积极对其旋加影响，提高它的代表性和普及性。奥林匹克已经构成了当代国际体育的主流，中国体育必须与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国际体育接轨，才能更快地发展，因此必须采用国际通用的标准、规则、方式。
    众多研究表明：西方体育文化的冲击，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国际趋势，加速了中国体育国际化的发展进程。因而，中国体育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的进程，乃是内部因素与外来影响互相作用的历史产物。
    夸大西方体育文化和奥林匹克对中国体育国际化进程的影响，忽视或否认中国社会自身变化的主导性作用，这是有失偏颇的。那种用外来型体育模式来界定中国体育运动的模式特征，把中国社会变革以及体育国际化运动完全归功于外域文化激荡的产物，显然是西方体育中心主义的偏见。处于奥林匹克运动国际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体育的发展，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发生的体育创新运动，具有特定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条件。中国现代化体育制度，应当在国际体育的活动中，保持自身独特的个性。    
2  中国体育向国际发展的内在需要
    考察中国体育的演进历程，体育发展的客观需要推动了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发展。如果说在西方，体育现代化的进程与国家的推动密切相关，那么，这一情形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北京奥运成了全中国人的奥运，中国体育举国体制显现了它巨大的威力。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为举国体育体制之创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进而为中国特色的体育现代化发展道路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体育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崭新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成为国家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体育从狭小的圈子里解放出来，日益成为全民性的活动。在此基础上，竞技运动水平迅速提高，体育事业得到全面发展。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体育的各种交往和合作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体育的快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强有力的体育体系，保障体育发展的有序、稳定、发展；二是根据体育发展的目标与速度及现实的需要，建立体育机构，构建现代化的体育法制体系；三是动员社会资源参与体育改革过程，以期形成体育现代化、国际化的社会支持系统与反馈系统、监督系统。借奥运会建立新型的举国体育体制，对于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奥运战略、体育产业发展战略，特别是对中国奥运会战略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3  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与中国体育的国际接轨
    奥林匹克运动国际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当19～20世纪前后奥林匹克国际化浪潮开始出现的时候，东西方体育文明大体上按照其固有的历史逻辑各自平行地、独立地发展着。尽管两大体育体系彼此存在着一些相互影响，但就总体而言，它们是各自封闭的、相互隔绝的。体育国际化进程并没有导致“国际体育共同体”和 “国际市民体育社会”的重构。
    在竞争信条的驱动下，商业化的奥运市场（商业）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从而加重了以“边缘化”为特征的体育社会现象。这一新的国际化体育浪潮，在给人类带来体育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制造了文明社会的整体进步、人类大多数的基本权利的新的危机。在奥林匹克主义改革思潮以及奥林匹克实践改革的促进下，体育经济变得更加重要，并且开始渗透到以前封闭的各项领域之中。因此，在奥林匹克国际化过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奥林匹克的刺激下正在加快体育改革的步伐，以期适应新的奥林匹克运动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奥林匹克的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国际市场体育发展的确证，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国际市民体育社会”共同价值准则体系的重构，同时也意味着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有时是恶意的、过度的）国际体育舞台上各个国家与民族必须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合作，需要有一个体现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对等的国际体育秩序体系。处在奥林匹克国际化进程中的每一个国家、地区和公民，都必须确立国际发展意识，平等地、自主地参与奥林匹克活动和其它体育活动，共同制定和形成国际性体育行为规则，必要时还要构建一种受到国际调控的“奥林匹克运动契约、国际体育契约”。在这种情况下，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就是一个主权国家协调行动、共同参与的积极过程，而不应该是一个争夺中心、制造边缘地区的霸权过程。“新奥运主义”框架的构建，乃是一个尊重国际体育惯例、新生民族体育文化与奥运文化的互动过程，而不应当是一个反映西方体育中心主义和民族大国沙文主义要求分裂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乃是有条件地参与奥林匹克改革的历史进程。亦即是说，一方面，对那些反映奥林匹克运动市场规律和人类共同体育价值、道德价值的基本准则及其制度框架加以确认并且切实遵守，对相关国内体育法规进行必要的修改，以便尽早与奥运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在奥林匹克运动的改革发展过程中，要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抵制那些损害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的体育制度规范，抵制奥林匹克国际化进程中的霸权主义。    
4  奥林匹克运动国际化与奥林匹克运动中国化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奥林匹克的国际化浪潮，绝不会给我们带来馅饼，更不会给我们创造一个“体育大同”的乌托邦，我们更加明确奥林匹克“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首先，社会正义应当成为奥林匹克运动重构与当代中国体育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奥林匹克的国际化超大型规模发展趋势不仅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也导致了贫富国家的体育分裂，而且加剧了奥林匹克运动内部发展体系的危机。重构奥林匹克主义，必须贯彻社会公正或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而这一问题对于当代中国体育发展来说，显得尤其重要。在奥林匹克运动国际化大背景下构建中国“奥运体育体制”及其市场体系，必须充分考虑社会的理性要求。在体育效益与体育正义的序列中，应当坚持社会正义优先性原则。为了有效地实现社会正义，当代中国奥运模式调整的迫切任务，就在于确认和保持社会主体在奥林匹克机会和手段选择的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建立一个公正有序的社会主义体育市场竞争体系；设计一套理性化的程序规范，强化体育的利益调控功能，促进世界体育需求的平衡发展；通过一定的体育机制，保障奥运改革的健康发展，为第三世界举办奥运会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模式与成功经验。
    其次，奥林匹克运动的中国本土化应当是当代中国体育变革的范式选择。奥林匹克国际进程实际上是体育变革进程中从民族国家走向国际社会的时空超越。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各个国家的体育制度必然要体现国际体育文明进步大道上的共同的基本体育准则，由此而逐步形成一个相互接近、相互认同、相互联结的奥运国际体育机制和国际准则。这一国际体育机制和国家体育准则，乃是生活在不同国度中的社会主体所创造的调整规则和所积累经验的有机结合，体现人类的体育智慧和理性的追求。但是这一共通性的奥运国际体育机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往往表现着自己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且在各自的文化体系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因此，在这里就存在着一个奥运国际体育规则本土化的问题。在当代中国体育现代化进程中，国际体育规则本土化起码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在移植国际体育规则和外域体育制度时必须考虑本国的国情条件。北京奥运会是中国人在本国历史条件下所开展的一场体育变革运动。它总有体现本民族、本国度生活条件的体育精神以及作为这一精神载体的体育制度。在奥运国际规则本土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从中国国情的具体实际出发，根据对本国体育生活条件及其体育需要的认识，或是通过一定的程序机制和创造性转换的体育实践，特别是通过北京奥运会能动地将奥运国际体育规则转化为中国的具体体育制度规范设计，或是理性地选择外国的体育制度，直接或间接地移入本国相应的体育创设过程之中，使之成为本国体育的有机部分，而绝不是原封不动套用奥运国际体育规则来调整现实关系。这样我们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奥运发展道路。二是充分注意到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意义，将整合奥运国际体育规则与弘扬固有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人们通常认为，传统乃是人类在往昔历史岁月中创造的各种有意义的现象之复合体，这种复合体出于同源，从过去延续到现在构成了一条时间之链。同样地，传统体育是某种代代相传的体育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发展所体现的连续性。在社会的演进中，传统体育逐渐形成为一种历史文化力量，积淀在普通民众的体育意识、心理、习惯与行为方式之中，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成员信仰或认同的载体。正因为如此，它本身为后来的人们提供了各种历史选择的可能性。甚至在感情意义上，它可以成为后来人们依恋乃至崇敬的对象。体育的传统价值系统本身，确实存在着许多有待人们去挖掘的历史遗产。因此，整合奥运国际体育准则与确证传统价值，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极，而是水乳交融在一起的。古老的中华文明必将在奥运国际化的过程中，以某种新的形式获得延续，焕发新的青春活力。    
5  国际接轨的必然性和中国体育体制的双重性
    体育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体制的反映。体育管理体制主要为“国家管理型”和“社会管理型”两种。现在，出现了向着国家与社会结合管理型体制靠拢的趋势，例如，俄罗斯和一些西方国家，已开始依靠社会组织参与体育管理，而西方一些国家则开始设立政府体育管理机构，推行有宏观调控的社会管理。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强，各国的体育管理体制“趋同化”已略见端倪。
    中国体育运动的国际开放，注定了中国体育改革必然要顺应当代国际体育运动的发展潮流。全方位地与国际体育运动相融合，建立符合现代体育运动发展规律的先进的组织管理形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世界体育发展的潮流的推动下，我国体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国家调控、依托社会、自我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正在形成，国家办和社会办相结合的格局初见雏形。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刀切”的改革不符合中国体育的现实。中国体育体制改革应当有一个过渡阶段。体育体制“双轨制”，就是过渡政策的产物，既然过渡阶段，必然是“非永久性”的“暂时性”的阶段。
    建立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体育体制，是历史的必然。用社会需求引导体育的走向，实现体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实现体育供给和需求在结构上的均衡，是中国体育改革的必由之路。
    作者：陈伟（成都体育学院）
          欧阳柳青、唐宏贵、张江南、杨梅